七十三年风情异，八千里路民族替。中华文化天翻地，长夜里，夹边沟内人相弃。

信阳城外民饿毙，长安街上学六四。清零运动病无例，国殇日，润人志士纷纷去。

渔家傲 – 国殇日

舶来赤祸人分层，
华夏神州血染红。
千年家业一朝没，
万载伦理十年崩。

信阳城外百姓死，
夹边沟内杜鹃生。
文明绅士哭黄泉，
地痞流氓笑龙庭。

驱民汹汹拆寺庙，
嚰刀霍霍向生灵。
家家户户怼雾霾，
山山水水罩毒笼。

花花子弹保长安，
幽幽坦克泛血腥。
人民群众任尔轧，
祖国未来任断送。

罔顾民意强发展，
平民百姓穷复穷。
天若有情天难老，
渠渠横行到几宗。

更有舆论唱党性，
光辉思想禽兽行。
七十年来道德丧，
灭尔习家有近平。

——- 共产党

大奸大恶大邪风，
吹到华夏万事空。
消灭文明绅士绝，
引进马列流氓红。

大卖领土六百万，【1】
大杀人民九万层。【2】
信阳城外百姓死，【3】
夹边沟内杜鹃生。【4】

最毒不过万年蛊，
你比恶蛊毒万重。
天若有情天有泪，
不该让尔有人形。

—- 毛泽东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响应1957年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大跃进』号召，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农业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提出了合并农业社的想法；嵖岈山乡则发动村民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口号游行，请求成立大社[2]。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开始酝酿工农结合的基层组织单位人民公社。查岈山乡合并大社的想法和高层设想的人民公社一拍即合，陈丙寅的想法被立即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单是固始县的就七一公社有46161户，201075人，为河南省最大。

信阳遂平县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风潮下很快获得关注：虚报、高报的农业产量“卫星”和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3821斤等报道相继登上《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粮食征购标准没有及时调整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当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的事实于不顾，在上海会议上决定按照1958年的标准，在全国征购粮食1350亿斤，1350亿斤的征购粮便成为了信阳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有粮在1959年和1960年已急剧减少，从1957年的250斤减少到174斤。1959年粮食减产11%，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省、地区、县、公社的各级党组织蓄意曲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支持由于地方官僚主义导致的“瞒产私分”，地方则反其道而行之，大搞“反瞒产私分”，级级相逼，用专政的手段强行从农民手中搜刮走的基本生活口粮。

河南农业欠收征购指标没有及时调整

干部好似阎王爷，
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

当时民谣

1958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鼓吹为702亿斤。而在信阳地区遂平县（今属驻马店市）的粮食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原因而误了农时，小麦未能及时收割，导致10%左右的粮食损失。1959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欠收，信阳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信阳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汇总后将产量虚报为72亿斤，进而在仅有大约32亿斤粮食存量的全信阳地区按照72亿斤的标准来征购粮。

基层干部难以完成征购任务，就逼迫农民上缴粮食，对农民的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1月底，河南密县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接连收到民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死人现象。
反右倾风气下信阳强行徵粮编辑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庐山会议后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粮食和经济作物继续减产，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10亿斤，但吴芝圃仍然举着高指标，强调估产为450亿斤。另一方面，随着反右倾的开展，党内人人自危；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而哪个农民若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关押拘留甚至拆毁房屋。

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欠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但在反右倾风气下各县不敢据实上报。地委办公室将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后得到72亿斤的结果，地委常委（9人）讨论时，仅有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欠收年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最后地委按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川、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诺贝尔物理學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编辑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引起中共中央注意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毛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2]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非正常死亡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萬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萬321人，占到总人口13.2%。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Entries个相关

本文内容除特别注明外均取自各新闻媒体（本站底部列表），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评论不允许人身攻击。

信阳

中共中央粮食征购标准没有及时调整

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编辑

引起中共中央注意

非正常死亡

Entries个相关

发表回复

本周热门新闻

本月热门新闻

热门新闻-All

分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