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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的清零“军令状” 网友:看到了信阳大饥荒不能出门讨饭

在一千多万人的武汉市封城即将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在习近平宣布中国取得抗疫重大成果一年多以后,同样的一幕在近1300万人口的中国古都西安上演,西安已被严密封锁了十天。在全世界,把一座大城封锁得“鬼哭狼嚎”,为找几颗土豆磕头求告的,为出门买一个馒头充饥挨打的,一人感染了,整栋楼的人都被拉到郊区隔离的,恐怕只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治下才有这样的“盛世景象”了。

许多观察人士不理解为何至今如此严苛?根据官方数字,至元月1日,西安确诊增至1573例,固然不可对此掉以轻心,但真用得着把一座千万人大城封死吗?一如时评人长平的描述:”整个城市瞬间变成大小牢笼“。而且,根据中国官方的报告,确诊者其中大多为轻症,哪又为什么要采取如此严苛的管治?

西安市政府从23日午夜12时起启动封城已进入第11天,物资配送严重混乱,不少当地人爆料”当地菜价飆涨买不到菜,几乎断粮”。一些从外地到西安工作的人、租屋者,没有管道采购食物,在网络上怨声载道,”租客都快饿死了政府也不管”、”不给送食物也不提供购买渠道”、”饥荒已经7天买不到一根菜了”。

一个视频显示,一名身穿白衣的少年要经过某个出入口,被几名防疫人员拦截到一边痛打。自由亚洲援引当地媒体报道,原来这名少年饿着肚子,出去卖馒头,但却遭到防疫人员拳打脚踢。引发社会不满。

网上还纷传,西安开始强制扑杀遭隔离居民家的宠物。一位网友说:“我朋友所在的那个宠物群已经哭倒一片,但是无能无力。”“长丰园,明德八英里那边,今天已经上门开始给宠物做安乐死。”

网友吴文行发出一段强制隔离视频:”西安两个城中村的人全部集中隔离,卖不出去的房子成为安置点! 所谓集中安置,就是变相拘留,没自由了,有病都不一定管“。

萌柴家的大豆豆证实了同样的情景:我闺蜜在位于市中心的雁塔区,亲身体验政府不作为。1,政策朝令夕改。2,不顾民生,发菜分配不均。3,为达到三天内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执行一家感染全楼拉到郊区和县城隔离的没人性措施。4,检测只顾快速完成完全不管社交距离。

维权网报道指出:“这是中国式抗疫。大陆西安抗疫混乱不堪,已演化成人为的人道主义危机。西安人民最害怕的是这样的生死隔离,而不是新冠病毒。”

2019年新冠疫情从中国武汉爆发,世界至今是一个大疫区。但为了抗疫让百姓水深火热的国家屈指可数。法国疫情相比西安严重多少倍,连续四日,确诊病例都超过二十万;欧美各国,奥米克戎新冠变种高速蔓延,每天感染的数字相当惊人,但都采取尽可能动员民众去打疫苗,去打加强针,遵守卫生规则,与疫苗长期共存的对策,市面上,行人不惊,跨年夜,香榭丽舍大道并没有封锁,让那些本国的、各国来的年轻人戴着口罩、抱着香槟守夜……

有人假设,难道中国的确诊数字不确,在武汉疫情最严重时期,外界对武汉的确诊和死亡数字曾提出过严重质疑;难道中国的国产疫苗效果不佳,连政府都失去了自信?打疫苗的人数极其庞大,但恐惧情绪丝毫未减?

中国的过度防疫政策已让全世界吃惊,这一切都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相关。清零手段,去年在云南瑞丽就走到了极限,曾担任过瑞丽副市长的戴荣里先生最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直言关死了城,管死了人。”请救救这个英雄的城市吧!“ 如今西安需要封锁到如此地步吗?

网上广泛流传着一段话:“有网友给西安的朋友打电话,问西安的疫情控制住了没有。西安的朋友答,疫情控没控制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人是真被控制住了 !”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北京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参考国外经验,建议抛弃“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当时很生气”,甚至质问官员们的思想是否正变得松懈麻痹?要求继续贯彻清零政策。

清零,不惜一切清零,官员们明知无法清零,还要高呼清零,因为习近平要求清零,清零成了他们保住乌纱帽的必要手段。西安人为此倍遭煎熬,但是,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怒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新年贺词时,只字未提西安。

西安的做法为何如此残酷?从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的表态可窥一斑:元月一日晚,这位书记称,我们正经历一场大战大考,要做到“我在阵地在”,“元月4日必须实现社会全面清零的目标”,“B类人员管控转运工作要做到快速、坚决、全到位,必须实现当日清零!”

科普作家方舟子就此评论:“陕西省委要求4日西安必须实现社会清零的目标,还剩三天,病毒不会那么听话的,把西安人都转移到外地隔离,有病例不算西安的,就实现清零目标了。也可能和上海一样,拿到了尚方宝剑,有病例隐瞒不报,那也可以瞬间清零。”

陕西省委的“军令状”让一些网友害怕,一位网友说,”他们清零清到让人生不如死,就是为了一顶乌纱帽。“

作家慕容雪村引用一段对话可谓一针见血:”这么下去,那些重病在家的,那些孤独无依的,那些有身体障碍的……是会活活饿死的。“”是啊,也应该知道,他们并非死于病毒,也不是死于匮乏,而是死于统治。“

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三年大饥荒的缩影

大饥荒 信阳事件
大饥荒 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信阳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可是,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却被中共生生折腾成了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地狱。

57年反右,信阳地区划了一万多个右派,凡是提意见、说真话的人,几乎都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数以千计的右派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更多的人妻离子散、身残心颤。反右,将所有忧国忧民的人、有知识有头脑的人、敢于对中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的人全部消灭了,剩下的都是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行事、仰仗中共鼻息生存的驯服工具,中共、毛泽东的“神坛”地位至此无人可以触及。

反右为大跃进扫清了道路,神话般的“卫星”一个接一个。造假最早、影响最大的便是毛泽东亲自命名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嵖岈山公社。公社代表甚至把大跃进的“辉煌成就”介绍到了印度。从此,卫星越放越高、假话越说越大。水稻亩产4万多斤、一天炼出钢铁3万吨……河南是全国放卫星最多的省份,而信阳则是河南放卫星最多的地区。

1956年至1958年信阳都是好年景。58年大炼钢,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了,地里的粮食蔬菜没人收,十分之一都烂在地里。一年多卫星放下来,59年粮食产量锐减了一半。58年10月,还没转过年,就已经开始逃荒、饿死人了。可是谁都不敢说,大跃进“形势一片大好”、“大灾年夺得大丰收”,谁稍有怀疑谁就会遭到批斗。

信阳各县放出来的粮食“卫星”有350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高产量”带来高征购。可是,哪来那么多粮食。然而,中共却不这么认为,“大丰收”粮食收不上来?肯定是农民瞒产私分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开始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紧跟毛泽东大跃进,庐山会议后要求各地县市揪“小彭德怀”,征购不到粮食就是右倾思想、富农思想,是瞒产不报。

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指示各县委,动用民兵挨家挨户搜查“私藏”的粮食。路宪文认为:“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一九五九年的产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社社有余粮,队队有余粮”;“对农民的斗争,比打日本鬼子还难,谁打不上去,就把谁拉下来。”

中共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是残酷、没有人性的,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共的每一次运动也正是如此,充满暴力和血腥。

“反瞒产私分”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开批斗大会、打人、杀人、采用各种酷刑。刑罚多达几十种:点天灯、活埋、拔头发、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冰天雪地冻、把妇女脱光衣服游街、上绞刑架、坐老虎凳、锥屁股等。至于捆、绑、吊、打、罚站、罚跑、不给饭吃等,更是家常便饭,各县各有一套。

为了追逼粮食,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把中共党徒变成了灭绝人性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是一个20岁的姑娘,割了别人4个耳朵,其中1人割耳后死掉;光山县用罚冻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13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熬了20具尸体;固始县黎集公社南园大队民兵营长高寿礼,把从工地私跑回家的魏少桥抓回来,组织民兵当场打死,又把来找丈夫的孕妇吊在梁上活活打死,还高喊着要斩草除根,把魏少桥仅有的4岁小孩活活打死;潢川县仁和公社党委书记拉着一位妇女的头发拖着跑了20多米,一直把她拖死;罗山县彭新公社17名预备党员,16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1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反瞒产”中信阳地区逮捕了1万多人,其中700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

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却被中共生生折腾成了饿死100多万人的人间地狱。(网络图片)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农民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给了政府,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全信阳地区征收了16亿斤,是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全年的口粮只剩平均100斤,仅够吃4个月。1958年10月,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农民开始逃荒,开始饿死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把逃荒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抓回来。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农民无处逃生,只能在家等死。

许多老百姓以为政府不知道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定为“右倾反动”分子,批斗、逮捕、开除党籍、折磨致死。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有人向北京和外界透露信阳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三面红旗”和毛泽东脸上抹黑。于是,专门开会让公安部门和邮电局对长途电话、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信,一律扣压追查。

1959年9月底,农民的口粮、饲料、种子都没了,征购也没完成。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老百姓饿急了眼,一切能吃不能吃的统统吃光,家家死人,处处尸体,成户成村地死绝。什么都没得吃了,开始吃尸体、杀人吃、吃亲人。“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信阳事件曝光后,当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讲话)。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还统一口径是浮肿病、瘟疫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

信阳的老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信阳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张树藩有这么一番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张树藩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是:并非信阳的老百姓听话、守法、相信共产党,而是在严酷的政策、残酷的运动、极端的红色恐怖暴力下,老百姓连口粮、饲料、种子都被政府抢走了,根本没有求生的权利,所以只能守着满满的粮仓活活饿死。

信阳事件本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产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写给河南省委并报送中央的报告中,将事件嫁祸于10年前“土改”中就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说“是一个很好的档”、“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全国“都应照此执行。”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不认为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反而把事件归结为阶级斗争。于是,饿死百万人的人祸被拨到一边,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又开始了。

原信阳地区各级官员、社队干部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会计、司务长20多万人被统统集中起来。“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称“集中营”。“集中营”门前架起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连带更多的“反革命家属”,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反右时更恐怖。

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基本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

一、“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

二、弄虚作假,乱放“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

三、贪污腐败。有些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奸污妇女(对地主富农的女人以“阶级斗争”相威胁,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弄到手)。

当大批农民食不果腹、饿殍枕藉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出入有5、6个卫士随从,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顿顿鱼、肉、蛋,夜餐吃饺子。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喧天、鞭炮欢迎。固始县的杨守绩、光山县的马龙山、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三机是收音机、照相机、电影机。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马龙山还加上几员“大将”——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大跃进不仅造成大饥荒,还对农业、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1961年5月,信阳地委上报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显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是全省最好的。大练钢铁中,砍伐树木做燃料。几个月时间,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一小部分投入小土炉化为烟尘,绝大部分烂在山上。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省委书记吴芝圃为自保,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不久,河南的问题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可是,毛泽东明白,若要深究下去,势必揪出祸根——大跃进、反右倾,那就要揪到毛泽东头上了。而吴芝圃是其麾下得力的大跃进干将,所以毛泽东必须保他。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就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不久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没有降级。

于是,这样惨烈的人祸,中共全推给老天爷了,推给“苏联老大哥”了,推给阶级敌人了。从上到下,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检讨、象征性的处理。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吗?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就是到今天为止,也只是“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三年困难时期”而已,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依然被中共掩盖在历史的封尘之中,虚假的繁荣之下是蠢蠢欲动的暗流,什么时候能醒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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