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事件背景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信阳事件消息传出
尽管当局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陆续传到了北京。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3月5日和9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恩来发的加急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后王汉卿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3月28日，县邮政局才将电报发出去。国务院收到电报后，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批示: “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3月28日，河南省人委回复说: “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8]。3 月31 日，河南省人委办公厅将信阳地区的反馈情况第二次复电国务院秘书厅: “商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还有意见。专区已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对于国务院的电话催促，省委、地委、县委竭力隐瞒或淡化商城断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甚至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因为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4 月2日，即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戴右倾帽子不敢反映缺粮实情。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经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信阳15%人口非正常死亡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问责及追责
信阳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1966年8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官方平反。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任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路宪文在管押期间，因“能坦白认罪，愿意悔改”，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豫法刑一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按渎职罪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路宪文1975年重新入党，1979年任河南省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现河南科技学院）校长，恢复副厅级高干待遇，1993年病死，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文革后其曾经多次上告要求平反，被胡耀邦点名批评。
信阳事件载入吉尼斯纪录
1959至1961年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其死亡人数约4000万，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见该书第114 页）。而这场大饥荒的缩影即是“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灾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10月26号在微博转载了事件的亲历者、受害者和见证者——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文章，原题为《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郭于华教授的微博帐号现已被关闭。
据此文作者鲁嘉宾回忆，1980年他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写过一篇相关文章交给总编辑何风德，后者认为这可能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登内参后无人反应。如今“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作者写道：“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由此他提笔撰文，希望“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也有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
作者在文中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了“信阳事件”的全过程。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强迫命令之风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此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风起，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民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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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中共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中共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时任中共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民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民众（包括省、地、县、社许多官员）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当时几个中共党委文件中记述了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的惨烈程度。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曾多次流泪。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姓处长来信阳淮滨县，张向其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由于4个月没工作，只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两天后回京后陈情内务部，又由中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转而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派两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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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调查，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曾多次落泪。在此前后，“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中共中央组织的新地委和从地直骨干组成了近3800人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将原信阳地区各级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全区一度出现“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当时查明的信阳地区中共干部的问题有三方面：
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非法拘禁殴打，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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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品问题。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耗时几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同类问题，促使毛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滥用“阶级斗争”“法宝”迫使农民顺从，如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全区批斗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800万人（一说600万），“豫南粮仓”的100多万老百姓死于非命。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据1961年信阳地委上报的情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由此使共产党民心大失。
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自然灾害没有根据。特别是信阳地区，当时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
张树藩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更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