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共8城宣布湖北 人出不去还被“涨菜价”
武汉疫情失控，当地23日晚关闭所有出入城交通，随后包括黄冈市、鄂州市在内的共8座湖北城市，也先后宣布封城。许多湖北居民出不去，但内部却开始有不肖商人借机“涨菜价”发国难财，引来网民痛骂，随后更惊动当局进行全市督察，要求把菜价调回去。
除了率先封城的武汉，傍晚起湖北黄冈市、赤壁市、仙桃市、枝江市、利川市、潜江市、鄂州市也陆续宣布自午夜起停运陆面交通，要求居民无特殊原因不要离开市区，累计封城的城市达8市。
不仅市区公共交通巴士、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城市地铁站、火车站离开通道暂时关闭，还关闭除超市、医院、加油站、农贸市场、婴幼儿用品店、药店外大部分营业场所，并取消一切集会、聚餐活动，严控红白喜事活动，没有特殊原因的市民不可离开市区。
眼看湖北封城，网上却开始有照片流传称，武汉武商超市出现11.96元/公斤的大白菜，29.6/公斤的西芹，中百超市出现80元/公斤的新鲜蒜苗，不少网友质疑涉事超市哄抬物价，气得痛骂：“哄抬物价发国难财的？你还是个人吗？良知呢？”
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陈专表示，已经接到民众反映“涨菜價”的问题，局里已及时将收到的网民情况反映转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并迅速约谈相关企业，要求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
当日下午，省市场监管局更派出13个督察组赴武汉市各行政区，对农贸市场和各超市进行价格检查。
2、湖北大规模封城应对疫情 世卫代表：史上绝无仅有
对日益严峻的新型冠状疫情，目前中国湖北省共有8城宣布封城，居民将面临未知的疫区生活。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说，这样的封城应对疫情史上绝无仅有，是否能奏效目前还很难说。
加利亚指出，“就我所知，从科学来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事。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从来没有尝试过。我们此时不能说这项措施会不会奏效。”
纽约时报也访问专家指出，这次封城相当于孤立了一个比纽约市还大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规模之大令人震惊，是史无前例的。
密歇根大学医学史教授霍华德·马克尔博士说，“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他还说，他从未听说过将隔离这么多人作为疾病预防措施。但他认为，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出去，”“会有漏洞。”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G·霍奇表示，封闭城市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人权，而且在美国显然是违反宪法的。他表示，“这很容易适得其反，”他说，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阻止健康人群逃离城市，使他们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有风险的做法。”
霍奇说，如果隔离措施只是选择性地隔离那些已经感染或疑似感染的人，这可能是有效的。武汉的反应远不止于此，而是建立了“警戒线”式的边界。
“检疫隔离本来应该是‘你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不能去上学、工作或者做礼拜’，”他说。但中国当局“在这座城市周围划了一条线，说‘不许进来，也不许出去’。这样做显然是过度的反应”。
文革中信阳的封城事件揭秘
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
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
但依然有极少数人冒死渡过淮河逃到安徽临泉、阜南一带，当地政府也或多或少听说了河对岸的惨状，因此并没有立刻将他们遣返。事件结束后这些人回到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而与此同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信阳县监委副书记胡修玉两次向中共中央写匿名信反映饿死人的状况，两封信均被转到信阳县委，胡修玉为此遭到轮番批斗，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处以劳改，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尽管当局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却依然有一些信息陆续传到了北京。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目睹家乡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3月5日和9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恩来发的加急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后王汉卿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3月28日，县邮政局才将电报发出去。
国务院收到电报后，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批示: “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3月28日，河南省人委回复说: “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10]。3 月31 日，河南省人委办公厅将信阳地区的反馈情况第二次复电国务院秘书厅: “商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还有意见。专区已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对于国务院的电话催促，省委、地委、县委竭力隐瞒或淡化商城断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甚至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因为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4 月2日，即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戴右倾帽子不敢反映缺粮实情。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11]。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來源請求]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经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