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上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
解密时刻 – 大饥荒4: 周恩来下令毁证(完整版)
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什么？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成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
信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
随即在4、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整整一夜没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
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
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牴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什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宋任穷还回忆到，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的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19篇。但是这并不影响周恩来在1962年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持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2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它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19万多人！
真的拿出粮食来帮助其它省了？还是出口了？此问题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对于粮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彻，在此，笔者仅引用当时的库存粮来说明问题。
对于当时（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但是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像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令开仓放粮就可以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就连信阳死亡那么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而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吴之圃在67年因病去世时，周恩来竟然还提出要为他举行追悼会！可见当官和老百姓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为了调粮到中央，为了出口，为了其它，但不是为了救人命，周恩来谎言说尽！
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光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1961年发生了什么？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爆发大饥荒。官方为了撇清责任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原因是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1958年至1962年期间爆发全面大饥荒。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来源：《新发现的周恩来》 作者：宋任穷
一、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在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
信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周恩来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随即在4、5月份，中 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 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
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 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整整一夜没合眼。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 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 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 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
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 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
1961年10月5日晚，中共总理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 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 (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 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什么还要增加？
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 龙江省，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宋任穷还回忆到，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的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19篇。但是这并不影响周恩来在1962年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 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 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和我参加的。会 上，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我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结果却是黑龙 江饿死了19万多人！
真的拿出粮食来帮助其它省了？还是出口了？此问题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对于粮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彻，在此，笔者仅引用当时的库存粮来说明问 题。对于当时(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 就多达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但是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 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 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 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 令开仓放粮就可以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就连信阳那么死亡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 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而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吴之圃在67年因病去世时，周恩来竟然还提出要为他举行追悼会！可见当官和老百姓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是不一样 的。为了调粮到中央，为了出口，为了其它，但不是为了救人命，周恩来谎言说尽！
二、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应当说，当时很多的决策是毛泽东或者当时的体制决定，周恩来并无太多主动权。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 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1959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 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来头上是不公平 的。但是并非说明周恩来手里毫无一张牌可打！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 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 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 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 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 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1961年发生了什么？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 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 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钜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 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 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从中共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所谓“自然灾害”，不再像 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 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