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那年也就是４３年冬至４４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４日发动了“１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４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４个旅团、共６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８个集团军４０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３８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２０万之多，失城３８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４０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此话问得好！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２０万人数中，大约有５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老百姓个个忙个不停。国军的伤员撤下阵来没人抬，日军的伤员撤下阵来老百姓却抢着抬担架。这还不算，老百姓还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是的！一点不假！确实有为数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帮着日军打国军。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不怕背上“汉奸”与“卖国”的罪名？理由只有一个：国军没法让他们活下去，日军想法让他们活下去。

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１９４２年夏到１９４３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５００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１１０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３００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痛恨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国军不管百姓死活，日军为百姓打开生存之路，他们不听日军的话还会听谁的话？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７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２月１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２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３天（３、４、５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Ｗｈｉｔｅ）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１９４３年２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１９４２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１９４２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２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３月，２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８０００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悲！这是中国人的悲惨一页历史！这也是民族耻辱的一页写真，而制造这场耻辱的除了天灾，更多的是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导致的。我觉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错。

人最大的意义在于生存，生存也是一种奉献。让我们好好读一读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一书吧！

“水旱蝗汤”：对国军汤恩伯部的不实之词

“水旱蝗汤”：对于国军汤恩伯集团的污蔑

作者：空气

首先，将“水旱蝗汤”中的“汤”说成是“汤恩伯”就是空口造谣。

1930年代就有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句民谣做过考证。朱新繁在其所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幺意思，他们提起了‘ 老汤’，就谈虎色变。” 近年又有学者考证，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汤”，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因为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 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 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

其他资料还有：

《民国匪祸录》（民国春秋丛书，苏辽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版）《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1卷第24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蹚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英国Phli Bilingsiey着《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3章：

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 另一种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附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在冬天的农闲 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 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9）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货物运到 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

如果 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 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 “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蹚匠，蹚匠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工作减少时， 成队的蹚匠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 越模糊，直到鲁山称“土匪”的方言实际上成了“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 动。（11）

附注解：（9）岛本信子《透过白朗之乱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5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3-74页。（10）西超《河南 农村中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1934年9月16 日；同⑥岛本信子条 4—5 页；《河南省农村调查》109页。（1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7月）；姚雪垠《长夜》14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 77-78页。

《民国时期的土匪》称：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诸县，是“土匪王国”的典型。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朱新繁或是不熟悉方言，才记谐音成了“老汤”。

美国记者白修德怎幺听懂河南方言的呢？除了白老外，最早把汤恩伯和“水旱蝗汤”联系起来的是谁呢？我没有专门考据历史，但我目前能找到的是：

1944 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 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 水、旱、蝗、汤， 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幺地方，什幺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三光’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再说说汤军的军纪：（以下转自一研究战史朋友的文章）

“在军纪方面,汤系的野战军军风整肃,无庸置疑。如第13军行军时每连纵队均有一军官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而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赞 扬。但后来汤部之大力扩军,使部队素质参差,如河南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即扰民甚钜,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 大战后如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最重要的是河南大灾，汤粮之征尤使人民涂炭。其实只要作战必然有超出常理之征发，如李宗仁上将本身也发正规军‘进剿 ’过鄂南抗粮人民，薛岳长官手下的湖南省粮食局局长伍秉衡因军资征发不及而自杀，这是时代的悲剧。个人认为与其探讨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不如以社会学的观点 观察其社会组织能力为因应战局而无限扩张之结果。”

李宗仁在传记中说汤恩伯军纪如何差，自己的“剿民事迹”却不提，这就是人品。

下面说说白修德。着名的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写了一篇讣告。他称白修德“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他称赞白修德“彻底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但是他批评白修德在记者生涯中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如同许多讨厌蒋中正的人一样，他反对的是蒋奇迹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他对革命者理想的估价过高，而低估了他们极权主义虐待狂的能力。”

Joyce Hoffman在《白修德与新闻业的幻想》（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一书中，宣称白修德的“个人意识形态破坏了职业客观性”。注意最后一句评论。影响白修德职业客观性的个人意识形态是什幺呢？ 也就是当年遍布中外的狂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了。

汤恩伯败军溃退还抢劫，百姓武装起来追击

日军攻克许昌后，又一路西进，攻占了郊县、襄城、临汝， 围歼了汤恩伯部的主力第13军。一路沿平汉路继续南犯， 占领了临颍、哪城、遂平。蒋鼎文担心自己遭到合围，带着大量物资，率所部仓皇逃往伏牛山。汤恩伯见友军撤退，只好率部突围。

汤恩伯部在溃败时军纪很差，曾在第13军任团长的方耀后来回忆说，有些士兵公然闯进民宅，翻箱倒柜地抢东西。一些败军所到之处，就地掠夺粮食和猪牛羊，留下一张据说可抵征购粮的“白条”。败军所为激怒了老百姓不假，但赤手空拳终究是打不过有枪有炮的丘八老爷。所以将国军（如第31集团军一部）缴械的其实是“武装民众”，他们或是地方士绅的私人武装，或是中共游击队。

豫西“宜、洛、渑、陕四县联防”的领导人贺澎三也回忆说，“漫山遍野尽是国民党溃退军，到处抢劫。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这样一来，蒋军不敢进村庄，钻空子逃窜。群众高呼缴枪，国民党军成营成团都乖乖地缴了枪。有的自己丢掉枪支，徒手逃命。”

河南百姓怨恨政府军是有缘由的，正如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抗战》一书中说的，河南一省地方虽大，但西部山区生产的粮食很少。自战争爆发以来，河南被国军几十个师与日军几个师团挤满。即使没有各种灾害，也让河南民不聊生了。

在河南国军溃败之际，日军第12军继续南下，与由信阳附近北上之第11军宫下旅团在确山会师。日本人终于打通平汉铁路。趁河南国军溃败之际，驻山西的日军第1军一部从垣曲强渡黄河，攻占河南英豪、渑池后，沿陇海铁路东西分进。此举不但截断了陇海线，还一口气扫荡了洛阳以西的后勤基地。

蒋鼎文、汤恩伯被撤职

洛阳是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政治中心，日军对其志在必得。5月5日，日军开进龙门，开始部署进攻洛阳。守卫洛阳的是刘茂恩麾下第14集团军的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城内进行巷战的是李家钰36集团军下属的一个师。

洛阳保卫战极为惨烈，如在5月12日，日军以2000余人，战车70余辆，大炮数十门的兵力向七里河桥等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先以手榴弹杀伤敌人，后双方在此展开白刃搏斗。至次日守军弹尽援绝，阵地上一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才被攻陷。

双方在洛阳城厢的争夺最为激烈。守军在城外挖了宽6米、深7—8米的城壕，壕内引来流水，成为一条护城河。城内各条街道也都挖有2米深的壕沟，边上堆有麻袋、沙土或砖石。自22日起，中国守军撤往城内，与来犯日寇进行最后的战斗。

24日拂晓，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洛阳，同时以五六千兵力进攻东城。中午时分，120门火炮向城内轰击，大量工事和房屋被摧毁。有了炮火掩护，日军组织战车300余辆，分六路猛攻。下午5时，指挥部与各处守军失去联络，士兵们各自利用房屋与敌巷战。25日，洛阳失守。事后统计，在洛阳保卫战中，国军打死打伤日军万余人，击毁战车60余辆。中国守军伤亡同样惨重，突围后官兵仅剩2000余人。

豫中会战历时37 天，四十万中国军队竟挡不住十几万日军的进攻而一败涂地。丢失城市38 座， 损失兵员20 余万。所幸胡宗南派出5个军支援，才没让日军兵进潼关，威胁陕西。

蒋介石震怒之下，要求追查战败原因。他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的职务。对于豫中会战失败原因，陈诚总结为“四不和”：将帅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与官兵不和。白崇禧则在战术上归结出两个原因，一是“就数量而言，我军兵力较敌为优，而于质量上，则不若敌精炼，装备方面更逊敌一筹”；其二就是“制空权操于敌手，且缺乏平原作战之利器，故于平原地形之作战，遭遇困难”。

（参考资料：《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亲历记》、《我所知道的汤恩伯》、黎东方《细说抗战》、马宣伟《血染秦家坡的李家钰将军》、贾天运《洛阳保卫战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