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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杀死上万名受伤的红军士兵,原因是害怕他们暴露长征行踪 – 震惊中外〝万人坑事件〞

5 月5号上午,黄中岳在漳州南靖县的天后宫主持会议,李克农带着荷枪实弹的特工, 骑马冲进会场,宣布逮捕黄中岳和参谋长萧世俊。当时,全场两百多名干部,包括政委左权,全都目瞪口呆。左权问李克农:“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地说:“奉上级命令”, 而李克农的上级就是周恩来

季振同

5月8号,李克农同样奉周恩来之命,在长沙泰和祥店诱捕了季振同。同日,十五军副军长张少宜在瑞金被捕。 到了19号,刘佐华供出的额外三名谋叛人员, 也全部被抓。

黄中岳

8月3号,苏维埃临时最高法院审讯了所谓“季、黄反革命案件”。4号判决:对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等人执行枪决。当判决书送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批准时,毛泽东、项英认为,季、黄等人由于“宁都兵变”,让红军的人数增长了一半,因此决定:改对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关押于麻田收容所。

红军西逃前的1934年10月,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刑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处决。

上述被周恩来杀害的这些将领,都是毛泽东不敢、不想或者由于权力制衡因素不能够杀掉的人。周恩来杀掉了毛泽东不杀的红军官员。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 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 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 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 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 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 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 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 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 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 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 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 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 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 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 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 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 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 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 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 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 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噼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 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 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红军长征时大屠杀真相:为保证长征时没人逃跑进行“万人坑”大屠杀 

被红军自己人杀死的红军烈士纪念碑

关键句子:在撤退时被推入井中!谁在撤退?是同志们,被谁推入井中?只能是同志们了!可怕的同志们!一直在干一件事至到今天!

龚楚简介

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市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 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 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 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 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季振同黄中岳冤案始末

季振同、黄中岳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1931年12月14日,他们与董振堂、赵博生等一起通电全国,宣布原二十六路军实行革命暴动,加入红军。1932年5月,已是中国工农红军重要将领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并于红军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铸成了令人扼腕痛心的大冤案。

季、黄其人

季振同(1901—1934),二十六路军25师74旅旅长,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号异之,河北沧县人,家中曾有良田千亩。祖父是前清武举人,后家境败落。

◆季振同(画像)

1919年,他在冯玉祥部队当兵,1923年于保定军官学校九期步科肄业,后在北京南苑学兵团骑兵连当排长。他军事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冯玉祥对他甚为赏识,破格擢升他为卫队团团长、手枪旅旅长,还将内侄女许配给他为妻。西北军各旅的大部分士兵使用老式单发毛瑟枪,而季振同的手枪旅则装备精良,士兵每人马枪、短枪、大刀三大件,还配备不少冲锋枪,战斗力突出。二十六路军74旅就是以他的手枪旅为主组建的,军力最强。

 

黄中岳(1904—1934),字培善,培山(培三),又名黄本初,河南罗山县(现属信阳市)人,商人家庭出身。他早年曾在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在南苑学兵团学习,结业后任排长,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才华出众,善于独立思考,办事精明强干。

黄中岳与季振同两人很早就相识,作为“发于卒伍”的年轻军官,家境相似,性格豪爽大方,爱交朋友,在旧军队里属于清傲一类的人物。他们私交甚笃,均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及一定程度的进步意识。

黄中岳从日本归来之初,在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任工兵教官,后在宋哲元手下任职,由于与宋不合,拖走一部分队伍。季振同专门把他请来担任手枪旅参谋长,后又让他担任精锐部队1团团长。两人义结金兰,结拜为把兄弟。

二十六路军是西北军旧部,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编遣,被派往江西“剿共”前线作战。在江西,二十六路军处处受排斥、压制,物资供给十分困难。为此,季振同写信给上峰“陈述苦况,一字一泪”。黄中岳在城外巡视,见到处是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坟地,就发火骂了起来:“老子把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斩了,拿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季振同、黄中岳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季、黄对热衷“剿共”打内战的孙连仲(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等人极为鄙视。季、黄还公开骂孙连仲自私。季振同领头,与二十六路军众将领通电要求回北方抗日,此举遭蒋介石的严厉申饬,电令该军“死守宁都”“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季振同碰了钉子,心里很不满。

这时,由于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由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被内部叛徒出卖暴露,中共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决定在宁都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首先动员了73旅旅长董振堂。当时,季振同的74旅负责宁都城防,又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能不能把74旅争取过来,是全军起义成败的关键。

季、黄贡献

宁都起义前,赵博生、董振堂对季、黄作了多方面的试探和动员工作,坚定了季、黄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决心。起义前夕,季振同召开该旅营以上军官会议,黄中岳第一个表态:“听旅长的话,跟旅长走!”25师除季旅和董旅之外,还有75旅,在起义中由该旅参谋长边章五负责解决。二十六路军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该师由师参谋处长王鸿章负责解决。上述几位都是宁都起义的骨干将领。韩振纪(开国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是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唯一参加起义的少校参谋,直接协助赵博生实施起义的各项工作。

宁都起义是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王稼祥、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的。其中,刘伯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副部长,在该部有着重要影响。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等人具体组织,其中季的作用很大。参加起义的有1个总指挥部、2个师直、6个旅直,共11个整团,17000多人。起义部队带着较好、较齐全的武器装备,使中央红军的实力陡增,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猛然发展到6万多人。由起义部队编成的红5军团,是中央红军三大主力(红1、3、5军团)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起义部队开进苏区后,进行了整编。中革军委正式任命季振同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董振堂兼13军军长,赵博生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为加强党的领导,上级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每个连队中建立党支部,成立士兵委员会。中革军委先后抽调200多名政工干部到5军团工作。部队整训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直接指导,还找季振同等人个别谈话,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放下包袱。

据萧劲光在《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回忆,在部队整训中,由于少数起义军官对苏区情况缺乏了解,思想作风一下子改变不了,对整训不够理解,甚至抵制改造。当时,有部分基层政工干部扩大打击面,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如此一来,部队局面出现一些混乱,5军团3个军都发生军官要离队的情况。当时,在15军还发生了殴打政委左权的事件,一时谣言四起,说“季、黄已被扣留,中央已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等。为稳定部队,萧劲光先找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向中革军委汇报,有的领导提出用武力解决15军的不稳定问题。萧劲光又到苏区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住处请示。毛泽东明确反对用武力,说对15军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他指示:“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季振同听到毛泽东这些指示之后,非常兴奋,情不自禁一拍桌子说:“好,拥护,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萧劲光回忆录》,第108页)季振同积极配合部队整训,还拿出个人全部积蓄,分给那些要求离队的军官当路费。受其影响,多数人表示愿意留在革命队伍里,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季振同、董振堂参加红军后,深感共产党的道路正确,提出入党申请。经党中央批准,季振同由朱德、周恩来介绍,董振堂由萧劲光、赵博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以3军团担任主攻,1军团及地方红军部队策应、配合,5军团仍在现驻地整顿训练。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3军团几次实施坑道作业爆破都未成功,腹背受敌,3军团一个师被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此时,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的红5军团,以解3军团之围。季振同、萧劲光率领5军团指战员,与敌短兵相接,几千把大刀如流星,似闪电,杀得敌人猝不及防,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3军团被围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

季、黄蒙冤

这时,国民党开始派特务渗入5军团乘机策反,有的策反信通过某种途径到季振同手里,他立即送交政委萧劲光,对党组织毫无隐瞒。

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带着冯的亲笔信去见季振同。胡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与党失联,曾在74旅当过季振同的参谋长。此次来见,纯属老熟人之间来往,不属于策反活动,且冯玉祥已下野,隐居泰山,并无起兵可能。季振同将上述情况告诉萧劲光,经中央同意,他才与胡景陶及刘骥(号称“智多星”,此时,胡、刘均为冯玉祥的幕僚)见了一面。之后,季振同立即将冯玉祥的信件交予萧劲光。尽管如此,此事仍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怀疑、监控。

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重编1、3、5军团的训令:以4、15军编为1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黄中岳为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以5、7、14军编为3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以3、13军编为5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这样,5军团原辖之3个军被分编到3个军团。对此,黄中岳不愿意离开季振同去红1军团。在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与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季、黄两人及一些旧部在思想上产生一定的疑惑。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随后,季振同向萧劲光政委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并获中央批准。据在宁都起义时,曾由赵博生委派与季振同单线联系的韩振纪回忆,董振堂听说季振同要出国学习的事很着急,曾和他一起赶到季振同处,想和季谈谈。两人一进屋,见季不在。事过多年,韩振纪还清楚地记得:季的办公桌上放着马列书籍,旁边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学习心得。季振同进屋后对董振堂、韩振纪说,他已经向萧政委表了态,去苏联学习深造,回来接着干。(《开国中将韩振纪》,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季振同提出去苏联学习,其基本思想是积极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提出辞职出国学习,显然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误解,加深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他的猜疑。

季振同离开部队时,把文件、表册,包括手枪和随他征战多年的青鬃马都统统留下,只带个警卫员。之后,董振堂接任5军团总指挥兼13军军长。

3月30日,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批准,由毛泽东率东路军打漳州。林彪、聂荣臻指挥第4军主攻,15军为助攻。黄中岳、左权率15军先头部队,不顾伤亡惨重,挥舞着大刀杀开一条血路,占领龙岩县城。4月16日,东路军进抵漳州城外。17日,黄中岳、左权率15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靖城发动猛烈攻击,守敌杨逢年旅弃城溃逃。20日,红军进占漳州。战斗中,作为5军团总指挥的董振堂、15军军长的黄中岳,指挥得法,作战勇敢,使1、3军团的战友们无不刮目相看。

漳州战役结束后,5月初,红5军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5月7日,有一个叫刘佐华的人,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是“冯方派来充当反革命代表”,在厦门到漳州路上被红军步哨捕获。接着,国家政治保卫局依据刘佐华的口供,在漳州抓了15军军长黄中岳。漳州有个同兴旅社,在季、黄案件中是关键之处。当时,由于苏区经济条件很差,部队改编之前,季、黄为解决部队供给问题,在汀州开办了泰和祥货栈,并分别在汕头、厦门、漳州等地开展业务,由5军团经理处科长李聘卿任经理。泰和祥货栈往来的客户们,来漳州办事时常住在同兴旅社,5军团、15军有关人员也往来与此。在漳州同兴旅社被捕的除了李聘卿,还有15军参谋长肖世俊。国家政治保卫局认定肖世俊是前来与刘佐华接头的代表,其实两人并无联系,也不是在同一地点被捕,但在控诉书里却被说成“人证俱获案情已白”。此时,受牵连的还有“红校”总教官朱冠甫(曾任5军团参谋长)、总教官张少宜(曾任15军副军长),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红军学校管理员蔡佩玉,上述几人在瑞金被捕。黄中岳被捕时,季振同离开瑞金前往苏联第一步先在汀州泰和祥货栈落脚,在这里也被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

据宁都起义时任黄中岳团副团长的苏进(1932年1月任15军第44师师长,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回忆: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等几个文件多处提到搜获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与白区一些人的大量来往信件,并说这是反革命勾结的证据。但当时法庭上根本没有提到这么多信件,所提到的唯一反革命物证,就是季振同在长汀写给他爱人刘玉芝的一封信,季此信以他的号“异(异)之”拆写成“田共之”三字署名。政治保卫局说“田共之”就是反革命伪造的假名,但信却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更谈不上信中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内容。

季振同、黄中岳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控坚决不予承认。只有高达夫情况特殊,在瑞金抓他的时候,他指挥武装开枪拒捕。结果,只有他一人“将部分的反动关系招供出来”,供认:“1932年3月间,乘红军于赣州撤围之际,即在九堡‘组织拖枪会议’,计划将5军团拉到广东,变为白军。”于是,“九堡拖枪会议”就成为季、黄等人“反革命”的关键事实。苏进回忆了此期间这几个人的行踪后确认:1932年2月15日至5月初,控诉书所控诉的季、黄等8人均未去过九堡,怎么可能在九堡开什么秘密会议呢?高达夫的招供是否遭受“逼供”?不得而知,但“逼供”的情况不能排除。

另据董振堂写的《宁都起义经过》报告: 原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超于1931年10月底在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就是这个叛徒供出季、黄“为劳动社会党负责人,在5军团进行劳动社会党反革命策略——暂投红军,等待时机作反革命企图。”他的口供毫无具体内容,而且事后此人不知所踪,十分蹊跷。实际上,王超是敌人实施离间计的一枚棋子,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判决书还称“黄中岳是劳动社会党党员”,但据苏进回忆:“我在冯玉祥部多年,据我所知,冯玉祥在1931年前根本没有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黄中岳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起义之前,季、黄都是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件事,1932年4月,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贞对外发布通报,说“趁红军进攻漳州时季、黄拖队伍反水”。对于敌人公开散布的谣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其上级领导居然作为办案“证据”,让人不可思议。

最后,苏区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执行。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可惜这个队伍里既没有了赵博生、董振堂,也没有了季振同、黄中岳。

随后,按照法律程序,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临时最高法庭关于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并作出决议案,摘要如下:

根据黄、季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季、黄二人虽是此案主谋者,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故对该案特作以下决议:(一)季振同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二)黄中岳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三)朱冠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四)张少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五)高达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 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肖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

当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他尽其所能,刀下留人,通过决议案改变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等5人“是最后的,无上诉权”的死刑判决。显然,改判不仅考虑到季、黄等领导宁都起义的历史功绩,而且也为今后搞清事实真相,为季、黄等人平反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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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mments

  1. 愛國要翻墙,翻墙不爱共

    共党主教开恩了,让他死得都很痛快。否则夺权后,还得精神搞垮,名誉搞臭,肉体消灭,被虐更惨

  2. Freedom is not free!

    習认知低能,撒B买当老大的感觉,在一群小哈犬中猴子就成了霸王。不与人类文明为伍,偏要与歪瓜裂枣同台,被世人耻笑的伪大国,人模猪样倒行逆施,被巫师神棍搞成个套西装领带,裹一肚子秦政屎缸文化的小丑,在封网中开放,在禁言中改革,在暗捕中依法治國,在共产中发展私有经济,共党为何如此下贱!

  3. 飄飄

    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

  4. messiah

    不但害别人,还害自己人。从开始就是流氓建立起来的政权,盛行主张的就是流氓文化。死了也白死,他们的后代天天喊着,爹亲娘亲不如党亲。ccp需要的就是这样认贼作父大逆不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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