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在拼命炒作其“中国梦”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习仲勋宣传热——此所谓父随子贵。当然，因为习近平已经下令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后否定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所以中共官媒体在歌颂习仲勋的时候只能把他当年惨遭政治整肃的责任全都归罪于康生一人。不过，即使抛开毛泽东的责任不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绝对是康生迫害习仲勋主要帮凶之一，或者说是当年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早在习近平还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共体制内的党史专家告诉笔者说说，他一直认为习仲勋当年党内挨整邓小平难辞其咎。道理就在于当时的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就连什么什么人是否适合参与习仲勋专案组工作，都是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出指示，足以证明当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过邓小平，直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党内政治整肃。而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文革”之前已经对习仲勋挨整一事表示了口头上的后悔，并发出了“仲勋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此前，毛泽东复述的康生纸条上的内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当成搞垮习仲勋的上方宝剑，因而被中共党史界解释为无人敢于发出不同意见，那么毛泽东此后的“仲勋是个好同志”，甚至还反问“他有什么错”的讲话为什么不被当成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无论是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还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如果他们对习仲勋稍有一丝政治怜悯的话，此时把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肯定性评价哪怕是在党内小范围内传达一下的话，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继续再对习仲勋打棍子扣帽子了。

由此可见，当时习仲勋被政治上整垮并失去人事自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问题的根子出在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身上。

说再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的关系，中共党史界在康生被宣布为坏人之后，自然要把邓小平说成是康生的政治对立面。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中共官方党史文献对康生的主要介绍内容是：

一，康生早年曾经参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的工作，所谓中央特科，是中共党内类似当时苏联党内克格勃的机构，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党内的不忠诚者直接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二，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接受斯大林式教育后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所谓中央社会部就是当时中共根据地内的克格勃。

三，康生在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1945年6月，康生因为他的上述“功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康生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

五，康生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康生正是在整垮了习仲勋的同时被邓小平接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六，康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康生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5年寿终正寝。用寿终正寝形容，绝对准确。因为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是风光的，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平级，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死了，邓小平亲自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党报白纸黑字，整版报道康生追悼大会的庄严与肃穆，当时还是中气十足的治丧委员主任邓小平一字一顿地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宣称：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建立不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这个悼词不但是邓小平亲口宣读，而且也是邓小平主持起草并审定。此前，也是邓小平亲自到医院探望病危的康生，感动得康生向他透露了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的惊天秘密。于是邓小平也给了康生一个“康生同志永垂不朽！”的政治回报。没成想毛泽东去世之后，首先是陈云发难，绝不甘心让康生死后继续风风光光在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的八宝山骨灰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区西一室。

一九八零年，中共高层公开宣布开除康生出党的文献里特别提及要撤销其悼词，让邓小平难堪无比，因为这悼词恰恰是邓小平亲自审定并在康生的追悼大会上以无比沉痛的语调亲口宣读的。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陈云同志就纠正“文革”及以前“左”的六大错误问题，率先“放了一炮”。他的六大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是要求中央审查康生的问题。

接下来，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批复成立了康生专案组，审查完毕之后又是胡耀邦主持给康生以开除出党和撤销邓小平为康生所至悼词的政治结论，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只是扮演了一个“服从多数同志意见”的被动角色。

中共内部人士大都清楚，康生也好，邓小平也好，当年容不下习仲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高岗的关系。邓小平既是打倒高岗的政治急先锋，又是高岗倒台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帮”随之彻底失势的最大受益者。

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对高岗虽然充满同情但却爱莫能助;胡锦涛在位时已经指示中组部在内部对高岗可以同志相称，但却仍然不能给高岗平反，原因就是一旦给高岗平反，那么被否定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有资格被陈列在毛泽东大墓二楼与毛泽东尸体为伴的邓小平，以及陈云、周恩来和刘少奇都会因此被揭露出不光彩的一页。习近平接班之前，曾经有人断言习近平上台之日，就是高岗冤案昭雪之时，但事实恰恰相反，如今的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比其前任的顾虑只会更多。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自由亚洲 转

习近平对某些邓家后代的厌恶始自四十年前 （看中国）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当年脱军装下基层是形势所迫身不由已》中已经介绍过了曾经长年担任耿飚秘书的《耿飚传》的作者孔祥琇却回忆说当年“秘书习近平和首长耿飚的上下级关系在百万裁军大潮中结束”。因为“耿飚设计的裁军方案当中，有裁撤机关冗员的设计”，所以他耿飚只能以身作则，先裁撤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位耿飚的前秘书介绍说：“当时首长身边四个工作人员，夫人赵兰香还有两个月提副军，两位秘书资格要老得多，习近平则是最年轻的秘书……。习近平理解首长的难处，所以他表现得很主动。”

所以，如果不是当年的裁军方案中有裁撤服务于首长的机关冗员的计划，习近平当年的从军之路很可能会继续走下去。

不过呢，当时让习近平不得不选择脱下军装回地方的那次裁军，并非是邓小平当年发动的那场著名的百万大裁军，那场震惊中外的“百万大裁军”发生在1985年，说起来已经是中共军史上的第八次裁军。而波及习近平的其实是第六次裁军。

1980年7月，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耿飚带着政治秘书习近平到邓府汇报工作之后，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赵小平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继而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习近平也参与了这个方案的起草工作。

一个月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布实施《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提出这次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简机关，压缩军队员额，减少保障部队和非战斗人员。这次裁并了各级机关重叠机构，撤销了省军区独立师，部分野战军步兵师改为简编师。

而这个精简方案从公布到一步步落实，历时两年，耿飚在自己身边落实这一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不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了，空有其名的国防部长虚衔决定了他的身边再不需要那么多的秘书了。

耿飚的女儿日后回忆说：“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早在习近平正式接班胡锦涛的的前一年2011年，多家境外华文媒体都曾转载过一篇题目为《早年邓小平耿飚不和习近平因此无奈下基层》的网络文章，说的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早年一毕业就进入中央军委给军委秘书长耿飚当秘书，后来，由于耿飚在香港驻军问题上和邓小平意见不和，离开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岗位，于是小习便无奈下了基层，到河北省正定县做了县委副书记。

该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9年4月，当父亲习仲勋复出、在广东大力推动改革赢得威望之际，儿子习近平也结束了在清华大学三年半的求学生涯。他从化学工程系普通班毕业后，曾面临十分严峻的抉择。那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帷幕，知识分子开始吃香走红，一个被压制30年的商潮也即将涌起。

清华的经验，一定使习近平明白，他不是出国留学拿学位、成名成家的料，像王震、陈云子女那样从商的路那时也还不明朗。而习家已经官复原职的长辈们那时没有少动脑筋，为子女设计前途。他们一定看到了习近平身上从政的潜质。于是，把他安插到军委秘书长耿飚身边做秘书，这是一份不显要却十分机要的职务。因为军委秘书长是军方高层的实权职位，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耿还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权倾党政军。

对习近平一毕业就进入中央军委给耿飚当秘书这段经历，一些知情人士和评论人士指出，不是太子党，不靠老子，谁能一毕业就“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呢？况且，习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学的又是化学工程，其专业跟军事没有一点关系。

该文章引述“北京流传的说法”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和英国已开始就收回香港主权举行谈判，耿飚在香港驻军问题上和邓小平意见不和，便离开了国防部长岗位。当时，耿要习近平另投他人，说跟着自己不会有什么前途了。

不过，邓小平因为香港驻军问题骂耿飚虽然确有其事，但却是发生在1984年5月，当时的习近平已经脱下军装，从耿飚身边离开整整两年时间了。

1981年6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接替了华国锋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正式上任之后的邓小平所发布的第一项军队高层人事异动命令，就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令决定免去耿飚兼任的军委秘书长一职，同时任命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

在此之前的1981年3月，邓小平已经动员身体不好的徐向前元帅主动辞去国防部长的兼职，将这一职务让给了耿飚，为让耿飚的军内职务由实转虚做好铺垫。

一年多之后，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此前的习仲勋是中央书记处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而在此次全会上只是被安排了一个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十年之后，邓小平又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了杨尚昆的胞弟杨白冰。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杨白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秘书长，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在被迫脱下军装的同时，只被安排了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虚职。

可见，自邓小平从一九八一年年中彻底扳倒华国锋并迫使叶剑英让权之后，政治上失势的不仅是军委里的耿飚，更有中央书记处里的习仲勋。这才是当时的习近平不但脱下军装，而且还下决心离开京城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背景原因。

笔者曾在本专栏播发和刊登过一篇《邓小平早在不知有江更不知有胡的年代即已经接受了习近平的朝拜》，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耿飚女儿耿焱接受采访说：在习近平3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

不知内情者读罢耿焱的这段原话，肯定不会关注的“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是话中有话。什么叫“在任上”？这个“任上”特指的就是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的“任上”。而被邓小平剥夺了军委秘书长职务之后的国防部长职务也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也好，与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中央军委秘书长职位和职权相比，根据就算不上“任”。

截止目前，习近平当年的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四十年前的习近平已经活跃于中共政坛的核心层了，当然不是以现在的这种君临天下的党政军三个一把手的政治身份，而是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主持人政治秘书的身份。

习近平二零零七年被内定为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人选，作为胡锦涛接班人的第一培养对象时，负责主持中央组织工作的，也是习近平当年在福建工作的老上级之一的贺国强即对参与讨论和决策的与会者特别强调说：近平同志政治工作简历中最为突出，是为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该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已经作为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主持人的政治秘书直接服务于耿飚同志，间接服务于当时的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志了。

如此说来，当年的习近平见到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既不知道当时的国务院一机部有个局长叫江泽民，更还不知道当时的甘肃省建委有个副处长叫胡锦涛。

当年的耿飚出任军委秘书长之后，顶头上司是叶剑英和邓小平，向此二人请示汇报工作时，都是要到他们的府上进行。至于华国锋，事实上已经被架空。习近平出任耿飚政治秘书之后，即陪同耿飚分别到叶剑英帅府和邓小平府上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数十次之多．第一次带习近平进入邓府时，耿飚也还特别向邓小平报告自己的这个年青的政治秘书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

当年习近平第一次陪同耿飚进入邓府汇报工作时，邓小平还召唤三公主邓榕和丈夫贺平出面接待，可能也有一层当面感谢的意思，正是耿飚的一手安排，此二人都成为由军方选派的中国驻美大馆的首批馆员之一，贺平被任命为武官处副武官，邓榕的职称是三秘，实际编制也是在武官处。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在自己被毛泽东恩准复出工作的一九七五年当年即安排自己的长子邓朴方穿上军装，挂名在总参服务处。

这位邓三公主邓榕比习近平年长三岁，“文革”开始后被赶出中南海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作为和习近平一样的“黑帮子弟”，邓榕当年被下放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落户。

邓榕的丈夫贺平是贺彪的次子，这位贺彪一九二七年参加红军，曾随贺龙参加南昌暴动，后任过八路军一二零师副师长，五十年代初也做过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后任过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等。

二十多年前，习近平还在福建任职的时候，一位读过《中共“太子党”》一书的邓朴方友人当面对笔者透露过习近平对邓家后代的好恶之情。“好”的是邓朴方，习近平曾说过邓朴方的好话，说他如果不是身体成这个样子，本应是国家栋梁的。但对邓家其他子女，特别是邓三公主邓榕和邓家的几个女婿，早年的习近平就颇有厌恶之词。

也许是当年在邓府上见的那第一面，个性张扬，满脸都是不屑的邓榕就已经令当时的“小秘书”习近平心生恶感。日后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在“红二代”中恶评如潮，习近平私下说过她邓榕这是在以宣传父亲为名宣传自己。

不知道是否与习近平的上台有直接关系，反正是习近平上台后，邓榕和贺平唯一的女儿卓玥就定居加拿大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在习近平上台后继续坚持留在国内发财的邓小平的另外一个孙女，邓小平二女儿邓楠的女儿邓卓芮的夫君吴小晖被判了18年有期徒刑。虽然这具体的18年有期徒刑不一定是习近平钦定的，但没人会相信如果不是习近平亲自拍板，已经为邓小平家族成功培育出第五代男丁的邓小平孙女婿会在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变成“共和国的阶下囚”。

其实，所谓“亿万富翁”的形容早已经不适用于吴小晖，因为他入狱之前早已经是“万亿富翁”。是人都明白，此前吴小晖和邓卓芮的的安邦集团如果不是因为有邓小平家族的背景，不是因为有“邓小平孙女婿”的招牌，无论是非法集资还是鲸吞国有资产，怎么可能会从五亿元起家，十年时间翻至万亿规模。

（原标题：习近平对邓家后代的厌恶始自四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