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文章：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是人们在危机时刻常说的一句话，此话也表明，此时此刻信心或者信任的极度稀缺。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今年中国重以经济为中心的信号，习近平在会上还特意强调要搞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提振信心，其中关键之关键，又是恢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正是民营经济的衰败才导致今日的经济衰退。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当局拿什么去激励民营企业家，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
官方当然亦意识到这点，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恪守契约精神，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并一改前期对资本以规范之名行打压之实，设置红绿灯，防止野蛮生长的做法，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然后人们看到，浙江省委书记闻风先动，到阿里巴巴集团调研，各地长官开始重新拥抱民企和民资，官媒和学者更是大造舆论，司马南等几个早先大批特批私营经济，肆意围剿知名民企，让企业家胆战心惊的“左棍”，面对当局的转向，这段时间也偃旗息鼓，不敢造次。
不过，仅仅会议喊几句漂亮话，舆论造势或者官员表现出一种和民企和解的姿态，就以为能够打动企业家，让他们相信政府的诚意，响应号召为当局解围，是不可能的。信任一旦被破坏，要重建就须加倍付出努力，官方现在所做的远远不够。
习近平不可能请回马云
民间没有被当局的喊话蒙蔽，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当局真要提振民企信心，说太多了都没用，去东京把马云请回来，让他重掌阿里，并将罚款还给阿里，马上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云和他的阿里集团是过去几年受当局打压最重的代表性企业家和企业。当局担忧阿里挟数据平台优势，发展成一个金融帝国，扰乱官方控制的金融秩序，冲击中共统治。在蚂蚁金服上市前一刻，无限期叫停了这家当时全球最大IPO，让马云想将企业触角伸入金融的梦想完全破灭。他本人也受官方严厉的监视和行动限制，淡出公众视野，随时有可能被官方投入监狱。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身上太强的标杆作用和国际影响力，当局顾忌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才未下此重手。但马云已经身不由己了。
除马云外，被当局收拾的服服帖帖的私企还有滴滴和新东方。前者因为没有听从当局的劝告执意去美国上市受罚，去年已从纽交所退市。后者是老牌教培企业，在当局这几年对教培行业的摧残下，也差不多奄奄一息。习当政的十年，中国一批知名私企，或在当局的反腐名义下轰然倒塌，财富被政府洗劫，掌舵人成为阶下囚，如明天系和肖建华、安邦和吴小晖；或至今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如恒大和许家印。一些企业虽然好不容易活下来，财富也大缩水，如王健林的万达。更不用说倒在“动态清零”下的无数中小微企业。
可以讲，在习的“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们遍体鳞伤，活得非常艰辛。固然有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以及经济周期问题，但更多是当局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肆意妄为的打压所致。
这种情形下，要挽回企业家的信心，重振经济，非得打破常规，有一些不寻常的举措和重磅政策才行，小恩小惠式的做法，会比民众看作无诚意或诚意不足。
那么，当局会去东京“三顾茅庐”把马云请回来吗？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若经济持续不见好转，不排除会这样做，问题是马云是否愿意重回阿里。不过我认为，浙江地方政府也许可以去请马云，但此事涉及今上的面子和权威，浙江是不敢擅做主张的，否则就犯了政治大忌。作为当局防范的标杆人物，由政府出面邀请马云再回阿里，今上的面子往哪儿搁？习即使内心认错，可面子不能难看，而请马云回来，等于是对他公开的羞辱。何况，习未必认为他管制资本的做法是错的。从维护中共统治以及打击党内高层政治对手出发，像马云这种和权贵走得很近的资本家以及阿里这样的商业巨兽，是要有所约束、有所敲打的。
人们看到，由前政协委员、隶属财政部的财科所前所长贾康领衔的五名经济学者最近写的一份给当局的“奏折”，建议政府出台实质性举措提振民营经济信心，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精神，所提七条具体意见没有请回马云或类似为受冤案的企业家进行平反的内容，虽然也谈到要为民营经济、企业家精神正名，确立企业“去出身论”、获得平等市场地位，以及依法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等。是他们没想到这一点？当然不，大概率是他们认为，要当局去请马云回来，或者为孙大午这类已判重刑、财产被没收的企业家再审平反，基本不可能，提此类建议只能自讨没趣。
请回马云不行，是否可以让他的蚂蚁金服在经过整改之后重上市？去年下半年曾一度传出监管部门可能放行的消息。从对企业家的信心激励看，真这样做效果也会很不错。如果当局有足够智慧并且足够自信的话，事实上理应如此，而且越快越好。
我之说监管当局要有智慧和自信，是考虑到之前如果不让蚂蚁金服上市来自习的旨意，他们可能担忧允许马云的企业再上市，不好向习交代，怕被问责。但其实这事对习的面子冲击不大。因为当初只是暂时叫停蚂蚁金服的IPO，不是取消上市，更不是永久不让它上市。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整改，那些有可能引起金融市场隐患的因素应该清除得差不多，监管当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回应外界质疑，在整改之后，它符合上市条件，不用担心此举会损害习的面子。说不定习也希望蚂蚁金服能够尽快上市以重振市场信心，只是他不好向监管部门再发这种指示。
修宪提高民企地位 （屁用没有，习近平可随时改变）
假如监管当局谨小慎微，不敢让蚂蚁金服重启IPO，官方还有第三张牌可用，即在今年两会修改宪法有关非公经济的表述，提高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这一做法在恢复企业家信心方面虽然可能不如前面两做法那样能够直接带来效果，但从长远看，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法律基础。虽说法律实际上经常不如长官意志来得管用，可当局毕竟一直在倡导所谓的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官员和百姓的法律意识比过去还是有大大提高，长官意志有时也要披上一件法的外衣，而不再像过去那么赤裸裸。
宪法是根本大法，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首先得从宪法做起。现行宪法对国企和民企的规定主要在总纲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条，两者的法律地位确有很大落差，与民营经济的实际作用严重不符。比如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非公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则只是“不受侵犯”，也未见要“保护”。修改宪法，把对非公经济和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的表述，提到和国有经济与公共财产同等程度，消除两者之间的法律落差。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和非常之勇。要想恢复民众尤其企业家的信心和信任，中国当局必须在上面三个选项中锚定两个，然而，当局可能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三件事情一件都不去做，白白流失信任，那就等着继续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