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李振盛依然精神矍铄。在讲座密集的间隙里，他几乎一直在给读者签书。他的记忆力依然保持得很好，能清晰地讲出每张他拍下的照片的故事。
李振盛是前《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在文革期间，他拍下了数万张照片，部分照片从未见过报或者在其他场合公开。为保存这些高风险的照片，他在文革期间在住所的木地板上锯了一个洞，将底片藏于洞内。被抄家时，这些照片躲过了一劫。
关于这些照片的书《红色新闻兵》已经在2003年出版，并以成英、法、德、意、西、日等六种语言发行，但中文版一直没有面世。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该书的繁体中文版。10月底，李振盛在香港接受了BBC中文的专访。
热血红卫兵
1966年5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官方鼓励人们互相批斗、抄家甚至亲属间互相告密。数以万计的人士受到迫害，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停滞。在这场浩劫中，无数文物也遭到了蹂躏和不可逆的毁灭。
跟当时的亿万中国人民一样，文革初期的李振盛十分兴奋，他也无上崇拜着毛泽东。“毛主席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当年20多岁，跟其他年轻人一样，都觉得十分幸运，因为这辈子能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革命。”李振盛说。
那是一个疯狂的红卫兵之夏。由于毛泽东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此红卫兵都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分有不同的派别，每一派都想证明自己是最革命的造反派。
作为一名扛着相机的摄影记者，在造反大会上拍照会显得格外显眼。经常有红卫兵质问李振盛是干啥的，“如果掏出记者证，他们会说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拍照片给黑省委秋后算账用，轻者扯出胶卷曝光，重者砸毁或没收相机，”李振盛说。
李振盛注意到，那些佩戴红卫兵袖标的的人能够自由拍照片，因此决定要得到一个红袖标。1966年8月28日，他组织报社的几名同事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红色青年战斗队”，并去大街上印了带有“红卫兵”字样的袖标。
李振盛告诉BBC中文，文革期间，他拍了近十万张底片，大部分是为了报纸需要而拍的照片，他在当时称之为“有用的照片”，但他也拍了许多绝不可能见报的照片，他称之为“没用的照片”。这些“没用的照片”都被他暗藏了起来，组成了今日出版的摄影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可以去北京免费乘火车并享有免费的食宿。“他们身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起忠字舞，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有时为了见上‘伟大领袖’一面，一等就是数个星期。”
“我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真正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李振盛说。
为照片“易容”
网络上一直有流传文革时期那些惊人的PS技术，并有大量照片修改前后的对比图。对此，李振盛承认，他也会修改照片。
李振盛曾经拍摄过一张”五七”战士与贫农老大娘学毛选的照片，背景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但背景虚化了。当时凡是毛主席像模糊的照片是不允许见报的，李振盛就将原图做了一些处理，换上了清晰的毛主席像。
此外，他也需要将被挡住的标语口号全都在照片上显示出来，或者在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时高举的拳头看上去像是打到毛泽东脸上时，用绘画技法把拳头修掉。
“当我没有在拍照片时，如果群众在高呼口号，我也跟着高呼。如果每个人都举起拳头，我也举起拳头。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如果你不随大流，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革命。”李振盛说。
除了修改照片，摆拍也经常发生。李振盛告诉BBC中文，很多时候他去工厂拍照片，都是带着主题去的，例如，他需要拍摄一个师傅带着徒弟工作的场景，拍摄对象可能就要因此调节班次，甚至改变动作。
在一次批斗会上，李振盛想拍出批斗会高昂的情绪，但主席台上带头的红卫兵在每次喊完口号后都会把手垂下，随后台下群众会举起手跟着高喊口号。“但是如果照片上带头的红卫兵的手是放下的，读者一定会以为他是被批斗对象，是下面的人在冲着他挥拳头。我就跟他说，你喊完口号别放下手，他说那怎么行？我说那你就喊两遍。因为喊两遍他中间就不会把手放下，我就在这个间隙拍下了所有人都高举手喊口号的场景。”李振盛说。
从批斗者到被批斗
作为一名红卫兵，李振盛在报社内部也加入了批斗运动。报社内部的批斗大会，一般有300多人，最多能达400多人。
“最倒霉的就是总编辑，报社内每成立一个组织，就要把他拉出来批判一番。差别是，有的是极左，他就要受罪，有的看上去恶狠狠的，但其实是讲人道将讲人性的，有的还动手打他，我们从来没打过人，但当时的那种革命激情必须表达出来。”李振盛说。
“群众在面对这些人时，有个个人感情的好恶，那些平时官僚的、摆谱的，就被斗得很凶，有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副总编，喜欢喝酸奶，他就教厨师怎么做，我们就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把好好的奶做成酸的伺候他，这就是罪行，你好好的奶不喝，非得做成酸的。”李振盛告诉BBC中文。
被批斗后，有的人会被打倒，就会被关牛棚。牛棚不是真正的关牛的棚子，而是因为被打倒的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牛棚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设，可以是教室、礼堂、地下室，也可以是封闭的农场。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著有《牛棚杂忆》一书，以自己的回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李振盛告诉BBC中文，一旦被关牛棚，就不许回家，有的一关好几年，有些脆弱的人就直接自杀了。
1968年4月以后，政治斗争的风向突变，李振盛本人也在文革中被以“建立独立王国试图主宰报社”的名义打倒。1969年5月，李振盛被发配到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我是造反派成员，但我没有打过任何人，反而是被别人打了，我也没有抄过别人的家，但最终自己的家却被抄了。”
“我这一生接触的两个女性，一个是初恋女友的妈妈不堪被无端定成‘地主婆’自杀了，一个是我妻子的爸爸受迫害也自杀了。你说我还能激情地去革命吗？”李振盛说。
文革隐伤
李振盛称，早在被打倒之前，他就开始将“负面”的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他在书桌底下的木地板上锯开了一个杂志大小的洞口，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在墙角锯木地板，妻子则在窗口为他放风。
1972年，李振盛从五七干校回到哈尔滨，此时，造反集会、批斗会戴高帽的场景已经不再了，大街上也没有了游行集会的声浪。那些被藏好的照片，也依旧在地板下安静地待着。
“尽管政治风向可能已经改变，人们的内心并不可能完全恢复。在报社举行爬坡会议之后，大家又变得友好起来，但这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来的对手之间，甚至盟友之间的恩怨情仇仍然持续存在，甚至延续到他们之间的子女。一直到文革结束，人们仍然不能完全互相信任。”李振盛说。“爬坡会议”是当时见诸报端的一种说法，指的是文革结束后，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这么好地掌控全国，与规模空前的宣传是分不开的。全国城乡街道的墙壁上、每份报纸的版面上，都印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虽然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无所不在，但他的真人真荣却无法让人轻易靠近，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强了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李振盛说。
心理学家施琪嘉曾在2010年进行多众多访谈，试图回答已结束四十余年的 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曾报道称，中德两国学者曾尝试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这项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对此，李振盛深表认同，他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时，他的儿子才出生两个月。“文革不光对孩子有影响，对我们也有影响，现在我们用的很多语言，一听就是文革语言，比如说喊口号，‘几个重心’，‘狠抓’、‘突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