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大都有晚年著述的习惯，为的是留下那些形格势禁下不能说的话。但中国比较特殊，即便是政治高层人物的自述自传，也都充满隐秘，常常欲言又止，需要读者联想缀补。这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有点不同，是赵紫阳向友人敞开心扉的一份诚实记录。

当年“六·四”枪声未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19～2005）便已下台。但8年总理、2年总书记的职务经历使他不仅对中共高层政治了然于胸，而且掌握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局资讯。位势决定高度，资讯决定眼界，因此赵紫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综合思考，和一般专家学者的思考有很大不同。下野后时间宽裕，他静心阅读了一系列现代政经名著，脱离政位又使他能够相对挣脱一党之限，真正从国家立场考虑问题。宗凤鸣辑录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详细记载了这位中共前总书记的晚年思考，可视为这位中国之子对祖国的最后奉献。应该说，赵紫阳最后16年的思想认识有一清晰的转变轨迹。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发表最后申辨，此时的他仍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者、政治领域的保守者”。此后，随着宁静致远，阅读渐深，认识逐渐改变。7年后，1996年10月29日，他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要配合，如不配合，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234页）到了2002年，赵已大彻大悟：“我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不感兴趣，而现在的时代很难建立什么理论学说。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本是个自然过程，是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民意就是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需求。当然在实践中间会有曲折，而不是靠什么理论、主义或设计来推动。过去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上了空想、乌托邦。十分欣赏顾准提出的走向经验主义。”（327页）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只有在不同派别的论争中才能激发形成新观点，政治上也必须有反对派才能使执政者保持谨慎与理性，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等。（329页）

综上所述，即便从了解赵晚年思想走向，从这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之所以发生重大思想转变，察看其运行轨迹，这本书也值得一读。

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1980年代初，赵紫阳就已认识到：以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其承诺的经济效率，体现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而且还全面压抑了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无论从生产资料配置还是技术创新，均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1980年以后的改革，就是对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拨乱反正。“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不应从原则概念出发，不能以逻辑思维推理所构成的目标模式作为定义，而应从经济的历史的实际发展出发；也就是说，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理性’地来构造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确实谁也说不清。……实行公有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高投入低效益，生产力发展或则远不如理想或则带来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实行‘公有制’的结果是失败了。”（90页）

赵不尚空谈，这在他的系列思考中不断反映出来，“社会主义应是实践的产物，是根据实践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形态，是在逐渐地完善，不断地发展着。”（第97页）。“马克思过去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两点估计不足：一是对资本主义容纳科学技术的能力；一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能力。看来，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能是和平过渡，再搞暴力革命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他的思考善于从现实经济出发：“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只能依靠非国有经济成分，必须大量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中国今后领导层的走向，既不会有戈尔巴乔夫那样强有力的人物出现，敢于突破旧体制旧框框，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出现能与共产党抗衡，而人民又是思稳怕乱。因此，还是依靠现有领导层中的积极力量来推动社会改革前进。否则，会发生以暴易暴，推翻了一个专政政体，又会来一个新的专政。”（98页）“特别是公有制，实行的是使公有化程度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准，并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从前造成了贫困，使我们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105页）

尽管赵紫阳历来表明自己对“主义”等兴趣泛泛，但他还是从自己的经验感悟到：“马克思也有乌托邦思想，他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取消市场。那么，人们的需要如何满足？按需分配物品行得通吗？而且每个人的需要又是各式各样、千差万别。还有，按劳分配如何实现？脑力劳动如何计量？尤其这样的社会里矛盾没有了，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如果没有动力，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第185页）“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能预见到的，但这却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而东欧的巨变、苏联的瓦解，实际上又是公有制的失败。所以，‘公有’、‘私有’的划分，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的标志了，但这目前还是‘禁区’。”（85页）

赵紫阳有着不同于老一代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马克思主义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根了。”（22页）“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就越小，这些国家的人民越不愿意起来闹革命推翻这个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是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的，同样，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走向现代文明，他只设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条途径进入现代文明。”（31页）“社会主义理想是好的，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不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例外地走到了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统治人民，违背了马克思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32页）

当然，赵在2002年大彻大悟前，仍有不少糊涂不清逻辑不通之处，显示出一位真诚的马列主义者在挣脱原有意识形态时何等艰难。如他曾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本“好经”，只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和尚”念歪了。1991-1995年，他还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但马克思的光辉思想是无与伦比的，至今社会中许多问题的发展、变化，仍遵循他设想的原则。”（23页）但1995年5月后，赵发生重大转变，明确表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治建设就难以实现。”（162页）同年9月，赵思想有了质的变化：“马克思提出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人们的认识一样是无止境的，不能人为地规定一个终极目标。”（176页）“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说模式都有它的时效性。人们的思想不能为模式所束缚，……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应从什么模式出发，也不宜以什么主义来划分，而应从如何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如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出发。”（177页）一旦思想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樊篱，赵便看清了腐败之根：“自己过去认为腐败是由人的素质不行，或用人不当，以及社会风气不好造成的。其实不然，腐败的产生乃是制度的产物。由于是公有制，没有产权约束，由于是集权，权力不受制约，由于没有公开监督，形成了体制性的腐败，所谓‘领导带头，层层分配，人人下水，个个沾光’，这是灾难性的。”（163页）

其实，马克思主义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但极度夸大了两极分化，提出阶级论、暴力革命、取消市场与商品以及代替性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自说自话的逻辑推理中的设计，提出之初缺乏必要的实践试验，近百年的实践已证明其整体歪斜，加上现实操作中的种种变形与政治因素，造成20世纪一系列重大“革命灾难”。

允许党内有派

在政改方面，邓小平多次警告说不搞“三权分立”，不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但是，他贊成“党政分开”。赵紫阳不仅贊成“党政分开”，更倾向于“党政分权”。因此，他一方面鼎力支持和推行“党政分开”，另一方面也为走向“党政分权”做一些准备。

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当时在赵紫阳的认可下，最初拟定的政治改革方案为突破这一禁区做过大胆的尝试，以至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和警告。

姚监复在和赵紫阳的谈话中发现，赵紫阳在生命的后期，思考问题跟在任期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不再拘泥于所谓“四个坚持”（注22）“党的领导”的老框框，而是站在全国和各民族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改革。

姚监复说，赵紫阳很欣赏台湾的蒋经国。蒋经国曾经说过，他看了古今中外的书，发现没有一个党是永久执政的。蒋经国说，不要说国民党万岁。要解除党禁、报禁，国民党可能会下台，但也可能会重新上台。台湾实行政改的结果证明了蒋经国的判断是正确的。

赵紫阳认为，共产党也应该这样，不要总是讲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不可能永远领导中国。用暴力、用强力维持的稳定是靠不住的。稳定只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

赵紫阳还特别重视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改的第一步。就跟日本自由民主党一样，党内可以有各种派别。你这一派不行就下台，我这一派再上来。这样的话，执政的还是自由民主党。

赵紫阳说，共产党如果也这样做，允许党内派别的存在，一派不行下去了，不会导致共产党的整体垮台，党内另一派上台，就能够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赵紫阳说，如果党内连这种民主都没有，那就太糟糕了。
    
    从国家利益考虑，赵紫阳认为，培植一个反对党，或者实行多党制是必要的。赵紫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跟杜导正（注23）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共产党，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如果有一个反对党存在，混乱就可以避免。

赵紫阳在他的秘密录音中也明确提出，中国应该走议会民主的道路。他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是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现代的法制社会。”

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思考 

赵紫阳一直负责经济工作，其晚年思考尤偏重于经济。1993年，赵认识到：“国有制在东欧、苏联都是失败的，中国过去搞的公有化程度也是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准，必须退回来，实行彻底的改造，搞市场经济必须明确产权关系。”（86页）“无论在苏联采取强迫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或在中国采用权威实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对生产力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死人也是极多的！……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错，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封建帝王思想的遗毒，而实际是硬要推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所致。”（87页）

赵认为中国经改成功经验乃是从价格双轨制入手，首先发展体制外的自由经济，逐渐培育市场，等到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再推动国企改革，如先从体制内搞改革，困难与阻力均较大，加上缺乏社会保险机制，下岗人员无法安排，生活无法落实，必将引发社会骚动。“首先从发展体制外经济成分，实行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的作法，是被迫的、缺乏理性自觉的。现在回头看来，这恰恰是中国体制改革成功的所在。”（77页）“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开放价格、紧缩货币，一步到位的改革道路是不行的。因为市场机制还未形成，没有竞争，国企还处在垄断地位，放开价格只能使通货膨胀，发生社会震荡，吃亏的还是广大人民；只有放开计划外的、控制计划内的，采取双轨制，才能避免大的震荡。这如同在地区上放开沿海、控制内地是一样的。首先实行发展沿海战略，然后再向内地逐步推进。否则，全面放开会造成混乱，甚至不可收拾。当然，实行双轨制，有人会利用计划外与计划内的差价来钻空子，产生腐败，这只能是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从乱中求治。”（88页）

赵紫阳对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有一套看法，认为应分省自治，以发挥各地政府的积极性：“最好让各省自治，就是让各省根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各自去发展，那就会形成穷省有穷省办法，富省有富省办法，各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去发展。这样，就不攀比了，都会眼睛向内，发掘自己内部的潜力，或许经济都会发展很好。西欧诸国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就是靠各国是分散的，都是独立的各自去发展；如果形成统一的国家，过去就可能发展不了这么快。”（112页）赵在位时曾问内蒙工作人员：过去蒙古那么大的威力，横跨欧亚大陆，现在怎么会无声无息无所作为了呢？内蒙的人答曰：中央政府都把他们的事包办了，一包办就产生依附性，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反而会丧失。赵认为这合乎逻辑，而且地方没有自治权，也容易与中央产生摩擦。（136页）

中国一直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位者决不敢在这方面授人以柄，恐获“砍旗之罪”。赵紫阳没有官位之累，思索也明快了： “过去中国的改革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理论，改革者好像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反改革的人却利用旧的论点进行折腾，致使改革有反复。现在的问题应是，要突破所有制理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共同富裕。”（1993年7月，106页）

1995年以后，国企改革进入“抓大放小”、全面攻坚时期。赵看到国企扭亏无望，成为巨大包袱，认为必须抛弃“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框框：“为了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使企业亏损也要投入，产品积压也要生产，即所谓‘在为仓库而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导致企业有了钱，有了贷款，或吃喝挥霍，或搞投机炒房地产，炒股票，不想还也根本还不了债。这样拖下去，银行无法改革，也商业化不了；财政包袱越背越重，而企业效益却越来越低，税收越来越少，为支付利息，每年还必须发票子；银行存款又是人们的储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银行也得垮台。因此，应当抛弃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1996年12月，243页）

赵亦深知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中国资源少，经济增长靠投入，资料消耗又大，经济增长必须保持10%以上才能支持下去（据称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使300～400万人员就业）。国外是效益型，只增长2～3就可支持。”（244页）2003年第40期《特供资讯》所载“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悖论”中提到：每4元投资只收回1元资本。赵即意识到，亏空部分靠国债弥补，实际又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如果银行储蓄允许自由兑换，资金就会流出国外，增长就会停止，一旦发生抢购，银行就要发生危机。（348页）

赵紫阳对邓氏改革路线有清醒认识：“邓小平的路线已走到尽头，经济上改革与政治上高度集权，此路是行不通的。同样，江泽民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一方面实行计划控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道路也行不通。如果作为一个步骤，经济改革先行一步，而随之再进行政治改革可能是行的，但如果作为一条路线坚持下去是不行的。改革开放开始实行高度集中，对推动改革开放效果还是好的，正面作用是大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与高度集中的矛盾越来越大，也就是阻碍改革这方面的彼此消长显示了高度集中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这样矛盾越积累越多越大，最终会形成社会危机，会发生又一次大灾难。中国的政治改革失去了良机。现在不要考虑公有制了，政府不要干预企业了。”（1999年7月16日，296页）

从中国社会弊端根源认识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  

赵对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弊端认识清晰，准确到位：“市场经济必须有产权约束。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效益，谁也不会去进行重复建设，谁也不去搞豪华宾馆和高楼大厦。在那里的市场经济，有社会舆论进行公开监督，有法律制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行，既没有产权约束，又没有社会舆论的公开监督，改革开放以后，把公有制当成一块大肥肉，发展成为个人资本，实际变成了官僚阶层所有。企业再困难、再亏损，也得吃喝，买豪华卧车、盖房子，进行挥霍。尤其在上层，暴露出来是比较大的。高干子弟有的利用内部关系、内部资讯发了财；有的把非法占据的钱存入国外银行，去搞个人享受。群众极为不满。在下层的工作人员中，很多则拼命搞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甚至‘买官’，再把钱搜刮回来，更为群众所痛恨。个体户，不少人拼命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捞钱，靠坑害群众发不义之财。种种不良行为和腐败之风泛滥之广，实为历史所罕见！”（157～158页）

早在2001年，赵紫阳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将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威胁。他明确说：现代化就是西化，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当然，也要同本国优秀文化相结合。（322页）赵甚至“大逆不道”地认为：“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事实。”（323页）赵从思想高度上认识到：“所谓‘中体西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容纳不了市场经济。”（158页）赵认为邓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是“中体西用”，即一党专制的政体不能动。赵十分欣赏李泽厚及香港学者提出的“西体中用”。（171页）

2004年6月20日，赵紫阳指出中国当政者对民主自由存在理解误区，在政治上极为短视：“目前中国当政者认为正是中国过去（对民主）采取了高压手段，保持了稳定，才保证了经济大发展，认为这是成功的得意之作。”（373页）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主动减压，会一直将一时之策视为长守之道。“胡锦涛还是受正统意识形态的支配，只想恢复毛泽东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没有历史责任感和相应的政治智慧。这就不可能去进行政治改革。”（374页）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湍流中的一块礁石，曾为局中人的赵紫阳，自然更深刻体会到政改之难。1991年10月，他无限感慨地摊出自己思想上未能解决的难题：一、又要改革，又要保持禁区，难呀！二、又要提高经济效益，发挥积极性，又要保持就业搞稳定，难呀！三、在“老人政治”控制下，要尊老，又要改变老人旧的思维模式，难呀！（26页）

这位至今不为中共所容的前总书记实为真正的拥共派。他不仅认为“在发展中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多，没有一定的集中，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没有强有力的权威来领导，难以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些国家不宜实行多党制，否则会造成混乱，改革也难以推行。”（1991年，25页）“党的干预控制不改变，进行改革确实难。但如果没有凝聚力也难。”（26页）在他被软禁6年之后仍然认为：“中国不能出现权力真空，共产党不能瓦解，那样，中国就要出现混乱，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否则中国会出现动乱，就要倒退，外国虽不希望中国强大，但也不愿意中国乱。”（1995年5月，165页）

赵建议先扩大党内民主，重大决策经由政治局，常委应是执行机构。（147页）不赞成搞第二、第三梯队，找接班人不能冲破关系网和垂帘听政，“我们还没有找到办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148页）“过去我们……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形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38页）“一切社会弊端渊源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第311页）“政府管得越多，腐败就越厉害，经济效益也越低。……党政愈不分，民主法治也就愈建立不起来。”（第34页）他认为在一党制下，可学走香港道路，先开放舆论与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对领导人公开监督，没有民主，但有自由。（1993年4月，84页）自由与民主可以先分开，而且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评港督。司法又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后再允许结社，这样来启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至于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目前可先不提。”（2003年，344页）

1995年5月，赵提出一系列中共自我更新措施：一、改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民主不能只是手段；二、改内定性模式为公开性模式，党务公开；三、改党务工作的权力化行政化为民主化指导化，让工农有高度自治权；四、改舆论一律为公开监督，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五、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废除旧的意识形态，用邓的改革开放理论统一思想。（167页）

书中还记述了赵秘书鲍彤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针对“民主导致动乱论”与“民智低下论”，鲍彤说：“有人怕民主影响稳定。中外古今的经验恰恰相反，高压必然导致大震荡，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内聚力……中国要稳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荡，推进统一，承受得住风险，也惟有靠民主……有人提醒我们说，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比革命远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会天下大乱，所以必须把公仆请出来当家。他们的话也许有某些道理，但是，我不相信中国老百姓比陈希同的素质更差，毛泽东要老百姓造反时，从来不说他们素质低，想不到造反成功了，却有人劝告中国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算什么理论！”（300页）

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评价  

尽管邓小平将赵赶下台，但赵对邓的评价仍持论公允，认为邓虽是政治改革的封杀者，但也是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需要有强人、有权威的人来领导。这是由于中国地域这样辽阔广大，发展又极不平衡，经济文化发展又这样落后所决定的，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也历来如此。”如1992年中顾委解散，绝大多数成员坚决不同意，认为老同志今后提意见都没了地方，要求至少保留一个顾问小组，主持会议的薄一波没法收场，“不得已而把邓小平亮出来了，说：这个决定是邓定的。这样一来，会上都鸦雀无声，谁也不再提意见了。”（83页）权威政治，确实管用呵！

造成“六四”悲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据多方资讯，可以确定最主要的致因乃是邓对民主自由的认识，且为了个人权威不愿从“4·26”社论稍退一步。如能稍退一步，不说能立即平息学运，至少有可能缓和对立，绝不至于到动武流血的地步。为什么不试一下呢？难道个人权威那么重要吗？一句“邓定的”，为什么不能松动一下呢？不过一句话，一点个人颜面，就可避免一场大冲突大悲剧，就可避免调动几十万大军，为什么不试一下呢？赵紫阳对此评曰：“邓基本是被自己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束缚住了自己，而不能解脱出来，这也是他的悲剧。”（75页）

对毛泽东一系列罪误的原因分析，赵的思考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毛主席是帝王思想，以封建主义来反封建主义，自己想做一个开明君主；不能简单地认为怕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整下去，犹如王若水对毛主席所作的心理分析那样；也不能认为毛主席因林彪谋害他的‘571工程’而使自己神魂颠倒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异。实际上是因客观没有条件，而硬要去实行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形成的悲剧。”（124页）赵从文化思想上探讨毛心理，虽然仍有很大局限，将多因一果归结为单一因素，但也表现了他与许多共产党官员的不同。因为像他这一代的老干部，直到2002年还有不少人认为毛那一套是正确的，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主要还是对的，一直还在崇拜毛。（338页）

作为历史在场者的记录  

1989年以前，赵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场者，他记录的一些细节相当重要。比如彭真对“六四”学运的表态：无论如何不能动武流血。（361页）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当赵提出改动“4·26”社论的定性，李鹏的反应是：“如果改，你我都将会下台。”（54页）苏联东欧巨变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成了为“六四”翻案的人事阻力。1993年，赵风趣地讲到“六四”平反的难度：“‘君欢胜于民心’啊！民心虽如此，但没有邓发话，‘六四’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118页）至于邓后的难度在于：“现在当政者主动提出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六四’的受益者。否则，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没有了。”（188页）

赵是一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老干部安志文（安子文之弟）曾私下提出：“看来赵紫阳当时不应提出与邓相左的意见来”，认为赵如保住总书记职位，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但赵的回答却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原则：“我作为总书记，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这是我的历史责任所在。当然，那时跟着走，也会保护一些人，但以后不好办，必然还会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会有好下场。如果那样下台还不如这样下台。相比之下得失权衡还是这样好，我不后悔！”（60～61页）

读完该书，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非一党之私产，每个国人都有思考评论国务的权利，中国的发展前进也需要汲取众多国民的各种智慧，不能一切皆决于党，更不能一切皆决于所谓“领袖”。依附之下无主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事实上，如何对待政治失败者与持不同政见者，不仅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气度，更是一个国家民主实现程度的重大裁量标准。多元共鸣可使一切不同政见通过博弈取得最优值，专政独裁则会使所有政治演绎成“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1989年，赵紫阳在中国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失败者；其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却使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赵紫阳的存在价值，他以巨大的个人牺牲赢得了人民的尊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记录了这位前中共高层领导对中国现存政治体制的剖析，通过这一剖析，赵紫阳为自己画上圆满的人生句号。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辑录，开放出版社（香港）2007年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