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执掌党政军大权。但是，当时的元老派邓小平与陈云深孚众望，有一定的实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呈现双峰政治，两人分别是一二把手。中共原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认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险被陈云取代。
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11月10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副主席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泰国等地，会议由时任中共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分组讨论中发言，提出需要解决一些文革遗留的和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鲍彤的观点称，陈云的发言改变了会议主题，由“向前看”（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变成“向后看”（平反冤假错案、清算文革）。邓小平彼时正在外访，不知实情。他回来一看，形势已经大变，不知道该怎么收拾。
邓小平本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交待写作班子成员胡乔木，告诉他会议主题是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求胡乔木为他写一份发言。邓小平一回来，胡乔木就把那篇发言稿送给邓小平。
鲍彤指出，听说邓小平看都没有看，就把文章放在一边，说现在这篇不行了，要重新写。就找了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另外找几个人，重写一篇稿子。后来大概就找了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文章，而不是不是此前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也就是不是邓小平原来意图的内容，基调完全变了，变成了：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变成：要让大家讲话、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些名言就是这么出来的。如果邓小平不把主题改了，那么中国的第一号人物就是陈云，而不是邓小平了！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文革受害者，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达成一致，但二人对改革开放有分歧。两人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中共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政治力量呈邓陈双峰状态。
邓小平阵营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官员。陈云阵营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中共元老中若干人士。
曾遭整肃的中国杂志《炎黄春秋》前总编辑徐庆全认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双年反左，单年反右。与之相随的是，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的双年与单年的格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台，1980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1年整顿媒体和文艺，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中宣部提出“三宽政策”，1987年胡耀邦辞职，1988年物价闯关，1989年六四事件。
虽然政见分歧严重，但邓小平和陈云一直坚持“斗而不破”。当出现分歧时，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彼此求大同存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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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11届3中全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曾经担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的鲍彤先生，12月29日接受法广中文网采访时表示，11届3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但它掀起了一股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高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鲍彤说，11届3中全会在1978年召开。召开以前，邓小平和华国锋决定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是这样一个组织（基调）。
所谓向前看，就是搞建设，也就是四个现代化，这是华国锋同志上台以后提出来的。不要向后看，意思就是不要提文化大革命。这是会议的基调。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陈云文集》里看出来。
鲍彤说，陈云当时是一个一般中央委员。在讨论过程中，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中央决定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这是很正确的。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我们不要提了，这也是中央的决定。问题在于有些问题太大，到底怎么回事，中央得有个说法。
比如第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到底葬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东北组的人都说不知道（他是参加东北组的讨论）。
他（陈云）说：是啊，彭德怀同志还是共产党员，没听说中央做过开除他出党的决定啊。他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大家都说：是啊，为什么不葬在八宝山呢？
他还提出一个问题：四-五天安门事件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啊？他说，四-五天安门事件据说是反革命（事件）。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当时的理由是他们哀悼周（恩来）总理。哀悼周总理怎么算是反革命呢？
陈云说，像这样的问题太大，中央不表态，我们地区上的工作不好做。恐怕这些问题需要谈谈吧。就这样，他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鲍彤还说，11届3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11届3中全会只是告诉大家：党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是有错误的，大家是可以讨论的。
11届3中全会可以说是掀起了怀疑共产党、怀疑毛泽东的一个高潮，从这里面才派生出来了改革开放、改掉毛泽东这样一个要求、一个全国性的潮流。
鲍彤强调，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所有的改革意见，都是要改掉毛泽东的要求，而不是要加强毛泽东领导的要求。
就这股潮流来说，就产生了各方面的改革，因此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群众自发地要求改掉毛泽东思想、改掉毛泽东制度，在这里面，农民提出农民的要求，工人提出工人的要求，城市提出城市的要求，农村提出农村的要求，那么私有制就出现了。否则中国根本没有私有制。
1977年，已经没有一个私有制（单位）。后来为什么出现私有、出现个体、民营了呢？这些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群众已经风起云涌地要活！要找出路。
共产党有没有出路给他？共产党不能给他就业，没法让他当干部，没法让他进机关工作，也没法让他到工厂里来，所有工厂都在亏本，工厂不招工。怎么办？自谋生路！这就出现了私有制，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经济，后来的改革，一个字都谈不上。
当时，像农村的包产到户、城市里私有制的出现等都是大逆不道，都是颠覆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与毛主席唱反调。按照当时的传统，是应该镇压的，而不是支持。
但是，因为群众的要求如此强烈，党内很多共产党员也跟着群众一起。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也不愿意做奴隶，他们也要提自己的要求，所以这部分共产党员来参加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作为党的领导人来领导改革开放，不如说他们是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提出自己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