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原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少将张金昌曾在大陆政论杂志《炎黄春秋》撰写了《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的万言长文。文章暗指王守业当年能当上中共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是依靠河南老乡、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贾廷安。贾曾长期担任江泽民秘书，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该文章表示，王守业当了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后，既有权势，又有金钱，10多年前就包养情妇多名。张金昌表示，王守业的一名情人曾经找他“举报”。
表面上倒在女人身上的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网络图片）
2005年7月20日左右，一名杜X女子向张金昌表示，王守业和她已有6、7年关系，刚开始时自己不过20多岁，当时王守业骗她说自己与妻子关系不好，准备离婚，之后一定娶她，但6、7年过去，女子年龄渐大，王以工作忙为由拖而不决。
同时，这名杜X女子还发现王在外面有很多女人，两人于是经常吵架，王还常动手打她、骂她，还利用黑社会手段来对付她。于是，她决定告他、揭露他。
在张金昌的建议下，该名女子给中共海军党委常委每个成员、海军保卫部、纪检部等部门，甚至胡锦涛都写了举报信。
不久之后，王守业在2005年12月23日被“双规”。张金昌表示，王守业被“双规”后，触动中共高层某些人的神经，并动用“大人物”的关系获释，随后，胡锦涛又下令重新“双规”并逮捕。
据说，拘捕当天，王守业被中央军纪委宣布逮捕时，王拉开公文包，取出手枪要自杀，但当即被总参保卫部特警早一步夺下他的枪，并给他戴上了手铐。经检查，王随身公文包中有两枝德国制消声手枪，都已上了子弹。
2006年5月10日，王守业因“受贿1.6亿元人民币，包养5名情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报导称，王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还嫖娼狎妓。
据称与中共官二代关系密切的北京作家鲁直人此前撰文披露，王守业是倒在女人身上，一个蒋姓情妇串联王守业另两名情妇，联名写了58封举报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这才引起关注。
此前有报导称，王守业花1200万人民币包养情妇，其情妇遍布中共军方文工团，有来自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总政、总后及陆军军事学院等，“一个都不能少”。
陈良宇力劝 王守业写血书 双双埋下祸根
江泽民最终交出党军大权之前，爱将陈良宇曾极力劝其发动台海战争，然后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王守业也在二OO一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没有接受劝告，并非由于担心美国介入台海作战，而是因为邓小平遗嘱中已经直接告诫他不要争功，他怕用对台作战的方式阻止胡锦涛按正常程序接掌权力，引发党内针对他的反对浪潮。他自知在权力斗争中积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险。
陈良宇和王守业则由此为自己种下祸根。二ＯＯ五年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之后，立即拿王守业开刀，对其实施“双规”，即变相逮捕，终至军法起诉，判死缓。陈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之高位，也不免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邓小平遗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曾在中共内部的秘密会议上和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是由于八九年六四惨案，使中共和邓小平个人受到政治的重创，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计划才被搁置。
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中共官僚，台湾仍然是插在他们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转瞬间便在人民大起义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在六四事件中彻底崩溃——新的中共官僚集团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政治状况下走上权力之巅。
恰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台湾挣脱威权政治的阴影，走上自由民主进程。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远远超过台湾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团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十五亿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和政治召唤效应，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胁。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统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新官僚集团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战略。
另外，六四之后，中共暴政企图通过经济发展重建其统治合理性。但是，权力贵族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在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也造成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从两极分化中涌现出对中共极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超过经济能量对社会的安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僚集团也急需挥舞民族主义旗帜，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以“民族英雄”的资格，为其用铁血暴力镇压中国大陆民众对极权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辩护。
邓小平死前作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现在依然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当时也只传达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的大军区正职一级。现将邓小平遗嘱的最关键的内容引述如下：
“……几年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效法所谓台湾经验。还有人劝我们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这个政治动态应当引起我们百倍警惕。要教育全党明确认识，台湾问题现在超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历史恩怨。……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条约，所以百年后还可以解决。台湾没有条约，拖下去，对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难解决。……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的两届任期内解决。不要超过二O一二年。希望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江泽民同志不要争功，不要冒进，要踏踏实实为胡锦涛同志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毛主席，还有我和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只是由胡锦涛同志代我们党去收获。”
邓小平的遗嘱用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语言表明，这个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经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因此，他也把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当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胁的基本方法，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出最后时间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