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到底什么样子？共产党执政的地方就是！
：有一张经典的新闻对比图：一边是二十余名阿富汗心脏病患儿抵达中国，接受免费手术治疗；一边是女子无钱给孩子看病，只好在出租屋等死，孩子说我不看病了。没想到合订本还能继续。如今中国可以赠予友邦上亿美元，花钱修各类形象工程，但民众却没钱看病，只能跳楼。想到这里，不由得慨叹中国的“伟大”。
人间地狱警七十年；二，地狱在中国
民主宪政同盟
1949年，中共魔鬼建国后，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对外遵从苏共指示，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扶植了一个家族极权国家；对内建立党国体制镇压人民，维护极权统治。中国成为了一个人间地狱。
朝鲜战争
中共建立专制帝国后，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犯下的第一个罪恶就是朝鲜战争。
是谁首先发动了朝鲜战争？
毛泽东尚存时，中共长期声称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首先发动的。1991年，苏共垮台后，随着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这个谎言被戳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苏联与美国商定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作为接受日军投降范围的界限。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苏联、美国两国的军队分别进驻了朝鲜半岛北部、南半部。在苏联、美国的各自支持下，朝鲜半岛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南部于1948年8月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1949年，美苏军队全部撤出朝鲜半岛之后，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多次与斯大林秘密协商。1950年1月，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7月5日，以美国为首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军队赴朝参战。
沈志华在其《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文中，详细地讲述了，金日成如何积极策划朝鲜战争，斯大林怎样参与策划战争。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参与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1949年中共党国成立后，中共对中国人撒下的第一个漫天大谎。这个大谎言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确实付出了较大代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有18.3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直接战费支出62亿元人民币，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搜狐军事 《揭秘：抗美援朝对中国影响 志愿军付出重大代价》)
中共魔鬼遵从其主子苏共魔鬼的命令，不顾中国人的死活，花了60多亿的钱，死了近二十万的人，成就了北朝鲜这个专制王朝。
镇压“反革命”
1950年10月10日，为巩固专制政权，中共魔鬼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残杀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以及无辜百姓。
纪彭在其《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写到：“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1年3月以来，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毛泽东是一个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一比例杀人。以被处决人数87.36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五点七的水平了。中共的残暴如此令人发指！
建立魔鬼党天下
苏共魔鬼通过建立党国所有制，垄断一切国家权力和迫害知识分子这三个方面建立了苏俄党天下。中共魔鬼完全效仿苏共魔鬼建立了中共党天下。
党国私有制
在经济方面，中共魔鬼在没收了银行、官僚垄断企业和石油、盐业等贸易公司，接收了铁路这些所谓的官僚资本后，又通过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没收，暂时分给农民，又通过合作化，将农民的土地没收，施行土地党国私有制；中共魔鬼又通过公私合营将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企业、资产被没收,建立了党国私有制。
“土地改革”
地主是土地经营管理者，他们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富农则是经营生产能人；主要靠劳动致富。他们的财富是凭借经营生产能力而获得的。一个现实的证明就是，1978年后，那些受尽欺辱并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后代凭借自己的经营生产能力，又成了粮食产量大户、经商能手。
1950年11月，中共开始推动土改斗争，大规模地残害地主。中共竟然定义了一个评价土改运动搞得好与不好的标准：是否大规模杀地主。
“解说：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组来广东检查土改工作，负责人确认为广东土改，缺乏农村运动的高潮。
刘子健：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大规模地杀那些地主，这是一个土改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你广东没杀几个地主，他就认为冷冷清清，没有发动群众。” （2013年02月25日凤凰卫视《1951年中共批广东土改搞得不好：没大规模杀地主》）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中共土改的种种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土改”运动中，中共杀掉200多万地主，他们用地主的鲜血，造就了血色政权。毛泽东是嗜血一代的首恶分子。
不仅是地主本人并且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军。不准上大学，工作、结婚都受歧视。当然不止是地主后代，毛泽东控制中国时期，被中国污蔑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受到歧视。
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曾经编造了许多谎言，诬陷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最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告诉我们，是中共御用文人捏造和歪曲这四个人物。今日，中国社会开始质疑土改必要性，实际上是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农业合作化运动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中共的一个骗局。中共的目标是土地国有化，实质上是土地党国私有化。中共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互助组第一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
1950年6月30日，中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11月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就在这个所谓的土改运动还在进行中，仅仅十个月之后，1951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中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这就是说，农民分到手的土地还不到一年，中共就开始准备分阶段收回农民的土地。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在互助组第一阶段，生产工具和土地仍然归农民个人所有；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合作社归并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农产品由社里统一支配。每年农民按照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生产资料，以及付出的劳动从集体收入中获取相应的报酬。农民可以通过土地和生产资料入股取得财产性收入，还拥有对土地的处分权和退股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农民私有的土地和主要生产全部无代价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农民已经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中共就这样通过三步动作，将农民的土地产权强制归为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已经完全变为党国公有制，实质上为共产党私有制。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亿万农民自主的选择，中共在合作化运动中歧视和打击单干户，迫使农民走上中共的党国之路。
失去了土地农民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土地经营者，丧失了对土地的独立经营权。农民失去了自主的权利，就丧失了生产积极性，我的一些曾经下过乡的左邻右舍、同学朋友经常描述农民们如何干活时磨洋工。再加上中共发明的恶毒的户籍政策，农民被中共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了农奴，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自尊。毛泽东统治时期，由于所有人都编定了户籍，不能随便流动，探亲访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单位开证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来遣送回去。可怜的农民兄弟，逃荒不能随便逃，要饭不能随便要。要外出逃荒要饭只能找公社大队开证明，叫做“逃荒证”或介绍信。
公私合营
1953年，中共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上文讲过的农业合作化，中共的目的是利用合作化没收农民土地。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的目的就是掠夺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资产。
1953年起，中共逐步将手工业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手工业者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权利，成为中共的打工仔。
1954年起，中共开始实施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中共打着赎买政策的旗号来吞并私营企业的资产，派驻干部（共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由工商业主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共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工商业主丧失了企业经营管理权。1956年初，中共在全国范围对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工商业主的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工商业者除定息外，不再以工商业主的身份行使职权。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党国私有制。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整个中国的资源、土地、资本都为共产党所占有，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了。1953年中共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开始对建设、粮食、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行业实行计划管理，逐步消灭了商品和市场，消灭了国民的贸易活动。中共控制着国民的吃穿住行等一切经济生活，将全体国民变成了党国的臣民。
党文化专制
在文化方面，中共自我标榜是一个先锋队组织。中共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控制国民的思想，建立了党文化专制。中共知道知识分子具有知识和独立意识，是建立党文化专制的障碍，为此，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压知识分子，企图控制知识分子的头脑，让他们变成中共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先后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反击右派分子)运动，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强迫他们就范。
八十年代，笔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县委干部。谈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极为愤怒。他抨击吴芝圃反右起家，大跃进时，谎报高产“卫星”，三年“毛灾”时，河南是全国各省饿死人最多的省份。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位中共的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毛灾”这个词。我以为听错了，就反问一句：“毛灾？”他回答说，歌里唱，毛泽东是个大救星，我看是个大灾星。毛泽东三次发疯，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这个毛灾星害苦了中国人。
毛泽东第一次发疯
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从5月2日至5月12日，仅仅十天之内，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多条意见、建议。他们提出体制性问题，反对中共垄断权力，反对特权，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外行领导内行，主张扩大社会民主，加强法治等等。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章伯钧应邀参加由中共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章伯钧的这番言论，被中共认为是主张“轮流坐庄”的政治企图，于是毛泽东本人将章伯钧打成第一大右派。罗隆基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的失误，鼓励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来。储安平意见是中国当前是“党天下”，党在国上，人在党上。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中共执政八年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而是感到了恐惧。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倒打一耙：“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5月15日，毛泽东指示中共要继续钓鱼。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诬蔑“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是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斗争。8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将提意见的人定性为右派，与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镇压开始了！
反右派运动总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某些学者认为三百多万。罗冰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坚持说：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按照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多人，依照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到当年全国小教以上知识分子共计五百五十万人，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已达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罗冰提供的数字，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之一以上。毛泽东对此得意洋洋，说什么“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7-18]）毛泽东真乃丧心病狂之魔鬼！
中共极权集团残酷处死那些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两个武装人员押着林昭，她的口中被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他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林昭母亲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林昭母亲终于迷失了记忆，她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终于有一天，她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
右派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述说右派们悲惨命运的文章很多，建议读者可以阅读《惨死在甘肃省夹皮沟的右派烈士们》一文。
毛泽东第二次发疯
中共控制了土地和资产，打压了知识分子之后，自认为可以肆无忌惮了。于是，毛泽东开始表演人民公社的政治丑剧和大跃进的闹剧。
集中营
1953年，中共开始建立单位体制，将城市居民纳入高度组织化的企事业单位之中。企事业单位内部，中共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企事业单位不仅是一个个生产服务单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个以党员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社会政治组织，一个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结合在一起的居民控制组织。中共魔鬼通过单位全面地占有和控制了各种社会资源。离开了单位，任何城市居民都将无法生存。对于单位成员来说，不仅工资、住房、副食品补贴、退休金、救济金、医疗保障等等都来自于单位，就连登记结婚、申请离婚、外出住宿、子女就业问题等等都要依靠单位。单位成员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力，被牢牢地固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每个单位成员的生活空间是封闭的。每个单位成员不得不依附于单位，丧失了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独立的人格，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共魔鬼的臣民。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共在农村建立合作社制度，将农民控制在合作社内。中共在城市建立单位制度，将城市居民控制在单位里。中共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通过合作社和单位这些社会的基本组织，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
缺乏现代政府职能和企业组织职能基本知识的中共，尤其是毛泽东，在全能政治和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主导下，1958年，中共开始在中国建立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分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公社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生产建设、生产、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行政领导生产经营，三级经济组织都失去了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基层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人民公社将农村原有的各个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退社自由的权利，中共将农民逐步变成了农奴。
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使得中国民众失去了任何社会空间，中国大陆成为了一个集中营，时时处处生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大跃进大折腾
培根说，知识是力量。知识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共专制帝国的历史告诉世人，愚昧和贪婪是更大的力量，当然是破坏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泽东主导着中共开始第二次发疯,充分显示了一个疯狂文盲的破坏力量。
五十年代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党，毛泽东只是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一窍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先后组织中共高干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以及苏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群无知无畏的胆大包天的人，学习的又是这样一套错误的东西，势必给中国大陆带来一场大灾难。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为了赶英超美，这群文盲们瞎指挥，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图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地增长。工业生产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炼钢铁，中共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的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为了实现这一空想的指标，发动全民广建小土炉大炼钢铁。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伐光光；铁矿不足，全民上山采矿。不懂技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中共第一次对全国山河的大破坏，全国资源的大浪费。
农业更疯狂。愚昧地提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放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大肆报道粮食卫星。其中最疯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也正是在这个徐水县，毛泽东对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说，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呀！紧接着毛泽东这个荒唐的笑话之后的1959年，就开始了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三年大灾难。
中共施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农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食全部必须上缴。按照“粮食卫星”产量来计算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的粮食产量。中共的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粮食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都全都上缴。于是中国农村的粮食极度短缺，终于导致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饥民们吃光了野菜，吃树叶，吃观音土，吃人，几千万人被饿死，很多家庭绝户，有的整个村庄几乎死光了。年轻的读者要想了解这三年中国的人间地狱是一个什么悲惨的状态，请阅读伊娃写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和杨继绳写的《墓碑》一书。
《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中述说了人吃人案件：“许多通渭人逃荒到静宁县，也要不上饭，饥寒交迫，当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饿死后，就交换相吃，没有地方煮，架起火来，烧着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围着吃那家的死人，这堆人围着吃那家的死人。因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来就不会那么不安。一个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静宁，当自己的孩子饿死后，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烧着吃了。过了几天，饥饿和寒冷，这位母亲也死了。”
在《墓碑》一书的前言中，杨继绳激愤地说：饿死36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1959－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1960年－1961年期间，毛泽东等中共极权分子都曾对来访外宾谎称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共极权集团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至今未能透露真实的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并且至今仍然地厚颜无耻地宣称中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杨继绳为什么要写《墓碑》？
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杨继绳建议：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在饿死人最多的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毛泽东第三次发疯
三年毛灾，使得毛泽东在党内外脸面丧尽。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窝里斗。1966年，毛泽东第三次发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再一次陷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之中。
红卫兵
1966年5月16日， 毛泽东直接导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的头头和骨干都是中共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如果说，毛泽东那一代人为嗜血一代（简称血一代），其中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卫兵大都是血二代。他们享受着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等等的优先权。今日，这些血二代大都成为中共既得利益贪污集团成员。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红卫兵们高呼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疯狂地打砸抢，文革第一拨灾难开始了。这些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着中共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残暴,迅速血染中国大地. 红卫兵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老师。他们羞辱、殴打、活活打死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写到此处，笔者敲击键盘的手颤抖着，无法写下卞仲耘被侮辱、殴打致死的悲惨情景，请读者查阅王友琴写的《卞仲耘之死》一文。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泽东的暴行，请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红卫兵不仅残害老师，并且以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疯狂迫害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打人抄家风迅速蔓延全国。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阴阳头、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一切被他们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一切被他们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统统改名。
他们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中华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坏的同时，毛泽东的塑像遍布全国，中华大地只允许国贼毛的塑像存在。更为可笑的是，毛泽东利用民众的盲从和无奈在全民中进行“三忠于”（忠于毛、忠于毛思想、忠于毛路线）、“四无限”（对毛、毛思想、毛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效忠活动，无论开会、工作，还是看电影、吃饭，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万岁，林健康”，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泽东导演了世界历史上最丑陋的闹剧，中国走进了毛泽东地狱。
1968年,由于文革造成了三届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毛泽东创造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迹”。在利用红卫兵打到刘少奇的目的达到之后，且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毛泽东欺骗青少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将青少年全部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的再教育. 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下乡的孩子，几千万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当现代人类文明从农村走向城市时，毛泽东导演的文革将千千万万的城市青少年赶往农村，这是现代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倒退。
疯狂杀人
毛泽东将青少年赶到农村的同事，又举起屠刀开始杀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开始肆无忌惮地杀人。这是文革中毛泽东借红卫兵之手第一次杀人之后的第二次杀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两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象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50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
文革中，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均被中共极权集团处死。中国人都知道的张志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不知年轻的读者能否想象出你们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样残酷恐怖的一个中共地狱之中。
中共极权集团认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功中杀人还不够。1970年，中共发动“一打三反运动”再次屠杀中国人。中国大陆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文革开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轻人觉醒起来，他们发表言论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现了读书小组和反抗组织，中共将矛头对准了这批在五七年反右后成长起来了的青年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地杀戮。丁抒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有较为详尽的记录。正如丁抒所言：“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 ‘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杀！杀！杀！毛泽东手举屠刀将中国人杀进了人间地狱。
以下，笔者将按照政治、经济和思想的顺序逐一揭露，四十年来，中共的改革真相就是坚持中共的一党专制，坚持对中国的经济控制和对中国国民的思想控制，妄图永远将中国人关在地狱之中。
政治上，坚持中共一党专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中共定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3个多月后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1992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为它的指导思想。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共党章。
“四项基本原则”向世界宣告，坚持一党专政的党国专制制度，是中共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中共改革开放的真相。邓小平利用他手中掌权的军队，厚颜无耻地迫使人民跟着他摸着石头过河。同时，邓小平武断地说，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不给国民出版权、结社权和选举权。为了坚持中共极权制度，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竟然在天安门广场上对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而后，中共于1999年镇压中国民主党，2008年镇压2008宪章运动。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要告诉国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将这样记载邓小平的罪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下令野战部队，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的刽子手。
在中国共产党的施行的“党国体制”之下，中国实际上没有政府，中共的各级党组织与政府各级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主导着各级政府。中国政府是中共党政府。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国企，中共的各级党组织与国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主管着国企。自上到下中共庞大的党组织，消耗着巨大的中国税收，是中国管理费用巨大的黑洞，是中国百姓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的税收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贵”，实际上源于中共越来越贵，越来越贪。对比经合组织国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其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要低于中国。2010年的数据显示，各国基本都能控制在15%以下，而超过16%的则均属深陷严重财政危机，处境艰难的国家。各国的政府效能也可由行政成本反映出来，而过高的行政成本往往导致政府效能低下。世界银行对全球215个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评估就显示，中国政府的效能仅列全球第93位。美国的行政费用占GDP的3.4%，日本占2.8%，中国占25.6%。美国教育医疗费用占GDP的21.5%，日本占23.35，中国占3.8%. （引自《从数据中发现真实的谎言——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
被中共党头钦定上台的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脚色。
习近平上台后，先后说了两句话，一是，2012年，他谈到当年苏联崩溃时所说的：“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习近平根本没有认识到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极权制度是反人类的，正是因为多数苏共党员作为男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才不会像邓小平那样屠杀国民。习近平这句话告诉中国人，他这个“男儿”就敢屠杀国民。二是，2013年，习近平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句话再次说明了习近平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极权制度是反人类的，他根本就不承认中共在毛泽东时期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不承认邓小平屠杀国民的罪行。
习近平坚持中共一党专政，叫嚷党要管一切。他本人效仿毛泽东大搞个人独裁，设立各种中央领导小组，自任组长，将党国权力全面抓到了自己的手里。习近平让中共各级头头表态支持他为核心，不许“妄议中央”。习近平公然纵容、支持个人崇拜，放任幼稚的百姓称自己为“大大”。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內容为：“中国共產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实际上将中共的领导写入宪法。中共利用宪法确定了自己成为合法的国家权力组织，肆无忌惮的践踏国民的尊严，蔑视国民的国家主人地位。习近平并且利用手中的独裁大权，不仅将他的所谓的思想写进宪法，并废除了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妄图长期统治中国。
权力垄断、以权谋私是政治腐败。今日，垄断了中国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的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腐败集团。中共政治局因贪腐落马的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陈良宇、陈希同和孙政才。中共军队反腐，徐才厚、郭伯雄、王喜斌、王建平、田修思、张阳、房峰辉这七位上将全部落马。中共的一般的官吏能够贪污几个亿，高级官吏则可富可敌国。
十几年，超过八成的国民一直呼吁中共公开党政官员财产，遭到中共官僚阶层地坚决抵制。 “阳光法案”之所以迟迟不能出台，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中共畏惧官僚阶层贪污大曝光，其二，中共担心再也不能利用权力非法捞钱、聚财了。
在习近平挟持下的中共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中共党员必须明白，是时候抛弃这个独裁者了！
经济上，坚持中共控管制经济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共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这表明中共至今不控制放弃中国经济的权力。中共利用手中的枪杆子霸占着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中共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市场在中共掌控之下，受到了产业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中共通过国有经济对市场进行控制，拒绝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各级中共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共一如既往地 “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没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造成了中共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大量存在，这就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原因。
国企
中国的国营企业控制着中国的资源，是中共统治的基础，是他们剥夺国民资产贪污腐败的重要基地之一。直至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依然坚持党管国企，表明他们要继续对霸占国有资产，依然把中国人的资产当作中共私产。中共将一部分市场对百姓开放了，但是仍然垄断着金融、土地、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等决定着国计民生命运的行业。
中共深知私营经济发达不利于独裁，因此，政治上，在民企中建党支部以控制民企，经济上。采用各种歧视政策，压制民企。
近几年，消灭私有制的叫嚣极为嚣张，尤其是2018年。
1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5月4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9月11日，吴小平声扬：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和行动使得民企心惊胆战。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产业政策
中共始终不肯放弃经济权力，通过政府主导，实际是中共主导的产业政策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产业政策说明政府的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企业进入市场和投资决策的权力未能到位；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被固化。正如张维迎所讲“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
税收
政府征税的原因在于它要为国民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征多少税取决于公共物品的最佳规模是多大。理想的税收状态是以支定收，即最佳规模的公共物品需要多少资金，政府就征多少税。在《福布斯》2005年、2009年调查的各国税赋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二。世界银行2014年研究得出中国总税率64.6%，远超欧美发达国家。这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是相符的。盛洪“以中国的宏观税率为100%，得出英国为78.1%，德国62.3%和美国48.1%。”（盛洪《没有约束的财政支出是宏观税率攀升的主要动因》）
发达国家税收低于中国，民众相应享有的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却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的税收哪里去了？ “中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80-90%世界第一。中国公务员和百姓养老金替代率之比世界第一。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目前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78%的国家已超过60%，低于40%的只有海地（33%）一个国家，中国养老金替代率从改革初期的60%多降低至目前40%左右的低水平”。（金伟峰《中国税负世界第二 社保可至少多收3.36万亿 追缴行动已经开始》）。中国的税收被中共官吏贪污了。
中共的税率太高，企业已经实在难以忍受。李炜光教授曾经将中共的税率比喻为“死亡税。
中共税收是对民众的敲骨吸髓。
金融
金融，已经成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它如同一张天罗地网，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不公平，悄然无声将整个社会的财富集聚到那一小撮人手里！
向松祚说到，毫不讳言，现在很多的企业，特别钢铁、煤炭、制造行业的国有大企业，就是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计。如果银行一旦抽贷，这些企业很可能马上就要濒临破产。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银行不能随便抽贷，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由于高负债高杠杆，让社会财富和利润，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几大银行手上。2800多家上市公司，总共利润也不到2.5万亿，十几家银行就拿到了全部利润的60%。（《向松祚：中国经济比L型还糟，可能是持续下跌！》）
我们的国有企业拿走了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50%，而国有企业只不过贡献了GDP的40%、财政收入的30%、就业的20%，总之，国企拿到的资源与其做出的贡献极不相匹配。
股市
1989年12月，上海市委决定为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难问题成立“上交所”。当时，有官吏公开承认，股市就是要为国企服务的。 从1990年起大批国有企业，无论长期业绩如何，均排着队上市融资、圈钱 “。就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对这种以公有制为上市前提的制度提出了异议。《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曾写道，“看起来，国有企业是永远要人家来扶持的，过去是政府的财政，接着是银行，现在是股市，扶持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把钱送到国有企业里面去” 。张维迎撰文写道：“我们现在把股票市场看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当做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最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融资渠道。这种为了扶贫而发展股票市场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保证保护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到2011年12月，中国股市总市值26万亿，其中国有上市公司总市值达20.3万亿，占比例为80%。中国股市成了中国国企的提款机，不仅使得更多的资金落入国企的无底洞，又使得众多的可怜的股市散户损失惨重。
我们大家都知道，发展经济最终的目的是改善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过去40年来，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四十年来，谁富了？政府富了，官员富了，中共富了
思想上，坚持中共控制言论
思想方面 ，中国大陆人依然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中共始终惧怕知识分子的清醒，并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善于搞运动整人的中共紧跟邓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其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
1986年，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又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他认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并且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共随机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压制那些觉悟了的对社会主义和中共领导提出疑问的知识分子。1987年， 中国学者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因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习近平上台后强制大陆高校七不讲：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企图钳制国人的思想。习近平强调“媒体姓党”，广告娱乐业也要讲“导向”，妄图封杀舆论。“网络自由”也成习近平心头之患，他以“网络主权”为理由，成立了最高级别领导机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自任组长。封锁互联网，任意关闭批评者微博账号，大肆镇压异己，刑事拘留维权、异见人士。
早在2009年，有人认为“中国模式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而且一定意义上越来越引导世界潮流”。（2009年07月17日人民网-理论频道报道《张维为：中国模式适应并引导世界发展潮流》。2018年，大肆炒作《厉害了，我的国》，大肆吹嘘中共已经成为全球化舵手，正在应引领世界潮流，显现了浅薄肤浅的中共并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中美贸易战打破了中共梦，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仅与全球化根本原则和自由开放的政治经济价值观格格不入，并且在科学技术、产业发展和政治经济制度与美国存在着本质的差距。
毛泽东是中国专制主义文化糟泊和西方极权主义的垃圾桶，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臭名卓著的国贼。习近平则在扮演一个国贼毛后继者的脚色。如果说，毛泽东像一只钟摆，在愚昧和贪婪中摆动，习近平则在贪婪和愚昧中摆动。
习近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愚蠢地认为谎言和高压能够维护极权统治。
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流政客在唱什么中国梦。百姓何尝不知，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中共极权派的血色江山代代传的梦，对于中国人则是地狱之灾。
杨继绳建议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大饥荒纪念碑。笔者认为，大饥荒仅仅是中共极权集团的罪恶之一。笔者建议首先要把毛泽东的僵尸踢出天安门广场，然后建立中共极权集团罪行尖碑。在尖碑的正面要有三个国贼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铸铁跪像。任何人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总有一天中国人将起诉毛泽东，起诉邓小平，起诉习近平。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中共极权集团的罪恶，决不允许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这样的人再次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