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是一个48岁的足疗店老板。
结婚当天，村里的老老少少赶来家中庆贺，大红的“喜”字贴满了院落的墙壁。
随着村中长者念完祝词，夫妻开始对拜，宋大志的动作生涩且紧张，新娘则分外娴熟，像是演练过千百遍。
按照当地习俗，婚礼的最后，两人乘车赶至已逝的男方父母坟前祭拜，烧香、燃纸、磕头、祷告，礼成。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婚礼的是，新郎起身后从兜里掏出一把钱，用手指蘸一点唾沫后数了几十张百元钞票，共5600元，将其分别递给媒婆和新娘。
新娘起身收好钱，转身便走人，刚刚还在鞠躬对拜的新婚丈夫，在她眼里已是陌路人。
这是2023年6月发生在河北廊坊某村落的一场婚礼，与爱情无关，也不那么神圣，更不真实。
新婚夫妻无需领证，甚至在婚礼开始前不曾见过面，初见之时，便走婚礼流程，仪式结束，则分道扬镳。
宋大志并非孤例，这种颠覆常识的婚礼在华北、华东地区的农村尤为常见，并形成了类似“相亲”市场般的产业链。
新娘们被统称为“一日新娘”。
宋大志村里共有5个老光棍，他是其一。
当地有一条族规：光棍不能入祖坟。
宋大志家境清寒，年轻时便没有哪个女孩相中他，随着年龄增大，别说自由恋爱，他在相亲市场也成了“弃儿”。
眼瞅着死后不能进祖坟这件事将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害怕了。
经村里人介绍，他得知县城内有媒婆不仅手握“未婚男女”资源，还捏着“新娘”资源，但价格不菲。
早先，一日新娘的出场费为2000元，随着农村大龄男性增多，市场需求愈发旺盛，新娘的出场费水涨船高，五六年时间便攀升至3600元。
为了让婚礼看上去更正式，媒婆们还提供了职业伴郎和伴娘，就连女方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有专人扮演。
一场婚礼下来，除开办席费用，光请新娘及其“家属”都得五六千，这对靠种地为生的宋大志而言，相当于数年积蓄。
而且，婚礼“有名无实”。
新娘是假扮的，洞房是没有的，结婚证是不领的，只有流程是真的。
这会是一桩划算的买卖吗？
在宋大志眼里，这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而是他已别无选择。
想要入祖坟，唯有这条路。
常人或许难以理解宋大志们对入祖坟的执念，对他们而言，村落和宗族往往是重合的，想要在村中立足，就得遵守族规。
从古至今，在宗族的观念里，人丁旺盛才代表着强大，因此“传宗接代”就是每一位族人的人生任务。
结婚，则是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
宗族往往会对此设立各种族规，“光棍不能入祖坟”便是其一，在那些观念相对保守的地区，这类族规留存至今。
由此，撑起了“一日新娘”的市场。
“一日新娘”的出现令一个人们已经淡化的问题再度被提及——中国男女比例失衡。
近十年，生一个女孩已成为诸多80、90后父母坚定不移的想法，还诞生了“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的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江浙沪独生女”更是让人们认为发达地区早已不再重男轻女。
许多人也感受着周围朋友期望生女孩的心愿，慢慢不再提起男女比例失衡，乃至产生男女比例平衡的错觉。
但，我们都被这种身边统计学“欺骗”了。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通知》便预估2020年时，中国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左右。
要知道，偌大一个江西省，人口也不过4528万。
二胎、三孩政策颁布后，中国原本有所缓解的男女比例再次拉大，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的数据，全国三胎平均性别比为100（女）:132.93（男），在江西、湖北、江浙等省，甚至达到了100:143.1～177.42，而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0:103～107。
这多出来的3000万男性，将和宋大志一样，一生困于“结婚”。
甘肃庆阳的马云飞42岁了，身为在市区拥有4家理疗店的老板，大家都说他条件不错，但他却迟迟找不到对象。
这天，他和媒人包车赶至相亲对象的家门口，他自认为来很早了，但一下车，就见四五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挤在院子里，他们挨个上前跟女方父母见面，一一说着自己的条件，像极了面试。
待马云飞也“面试”完，女方父母让他们先出去等消息。
明明互为竞争对手，马云飞等人的关系却极为融洽，在外头交流起了相亲经验，这边说着“一开始就必须了解对方的家庭和住房情况”，那边聊着“请女生吃饭、逛街、花钱没有任何意义，就得直接跟父母见面”。
颇有种“豆瓣相亲互助小组”的即视感。
一小时后，又一批前来相亲的男人走进院落，消息接踵而至——马云飞等人全部相亲失败。
穿粉色T恤的中年男人心有不甘：“车费都花了不少，结果连个面都没见上。”
但马云飞习惯了。
这时，媒人接过一个电话后迎面走来，脸上带着笑意，似乎有好消息。
“是田家的闺女，说是最近刚离婚。”
没等媒人透露女方更多信息，马云飞直接说：“走吧！走吧！”
显然，失败多次的他已经不在乎女方啥条件，只想赶紧找个人结婚。
去女方家时，马云飞顺带捎上了那个穿粉色T恤的男人，自己成不了或许还能帮上他。
结果俩人都没成。
他俩刚到门口，就被女方父亲以“她在窗外看了一眼，觉得个矮”为理由拒绝了。
在距离庆阳市不远的正宁县，每年农历的十一月、腊月都有一个比赶集热闹十倍的“人市”。
人市并非人口买卖市场，而是相亲市场，它盛行于许多西北农村。
人市什么时候兴起的，没人说得清，只知道头两年还有女生在此相亲，现在只有媒人和乌泱泱一片的单身男性。
24岁的庞建龙是人市的常客，他已连续三年在此相亲，但由于周边村子适婚的男娃有100多个，女娃却不到20个，头两年根本轮不到他。
今年他和另外两个同乡朋友提前辞职返乡，就是为了抢占先机。
怎料，自己的电话号码已经发给所有媒人了，干巴巴地等了好几天也等不来一个好消息，女方都嫌他家房子离主路远和家里有两个弟兄，连上门机会都不给。
心灰意冷下，他对眼前的媒人说：“不管人家怎么样，只要头脑没什么大的毛病，对方说行，我就行。”
庞建龙三人还在苦苦等候时，另一位朋友却举办起了婚礼，可他好像并不开心。
他和女方仅认识一个月，别说培养感情，双方连面都没见过几回，性格、三观更是两眼一抹黑，婚事完全是被现实和父母硬推着往前走，实属被迫闪婚。
可闪婚在正宁太常见了，为避免中途反悔，两人一旦相亲成功，双方父母就会开始张罗婚事，快的10天，最慢也会在两个月内成婚。
面对这样一段前路未知的婚姻，人们总会心生茫然。
加之，还有彩礼这道坎。
正宁虽为北方县城，彩礼一点儿也不低，2011年是6-7万，2012年上涨至10万，后续以每年至少2万，乃至4万开始涨。
除彩礼钱，男方还需给女方金首饰钱、领证钱，女方父母衣服钱、针线钱，媒人的介绍费等等。
一场婚礼下来，起码二三十万打底。
当地人甚至笑称：“只有你有女娃，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这对人均年收入4000元的正宁百姓而言，是一笔足以掏空积蓄的钱，况且，多数人家里往往不止一个男娃。
由此，“无条件借钱给亲戚家孩子结婚”已成正宁人心照不宣的规矩。
在他们眼里，天大地大，结婚最大。
哪怕背负高额债务，哪怕相亲十余年，也在所不惜。
那这个婚，就非结不可吗？
至少对乡镇居民来说，是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
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宋大志、马云飞扎根于廊坊、庆阳这片乡土社会中，庞建龙等人即便外出打工，最后也要回到正宁县。
毕竟，父母在这，自己的根在这。
不止他们，所有跟乡土社会有较深羁绊的人，往往都需要遵守宗族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即生存规则。
由此，“结婚生子”便成了避无可避的一环。
乡土社会又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个没结婚的人，将面临社会性死亡。
南开大学博士李永萍在研究中写道：
北方分裂型村庄对“光棍”及其家庭的接纳度和容纳度最低，“光棍”被视为村庄社会的边缘人，被村庄社会所排斥。
光棍本人社死的同时，家人还将“连坐”。
在农村人眼里，“光棍”是不吉利的象征，人们不愿跟有光棍的家庭交往，就连红白喜事都会有意避开对方，更别提经常在背后指指点点。
“光棍不能入祖坟”这条族规之所以诞生，也是因为当地人坚信“光棍”会让家族世世代代出“光棍”。
生前孤寂，死后独眠，是为光棍。
这就促使一个人要想在乡镇立足，就必须先“结婚”。
刨除宗族压力，男女比例失衡的现状亦是无形的压力，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刘利鸽调查发现：
农村男性的未婚比例为60.93%，残疾男性上升到84.09%。
单身男性千千万，农村男性占六成。
加之乡镇有着极强的“本地婚姻”情结，别说不同省份，同省不同市都会招来父母亲戚的反对。
为此，这些人只能在本地相亲市场中苦苦寻求另一半。
一年不成，再来一年；两年不成，便搭上一辈子。
从生自死，困于结婚。
值得思考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寻求的“另一半”究竟是什么吗？
是相守一生的妻子？
是完成人生任务的“信物”？
还是一枚免社会性死亡的金牌呢？
对宋大志来说，是死后入祖坟的通行证。
对庞建龙而言，是父母派发的任务。
在马云飞心里，则是一生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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