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不久前曝光中共驻美大使馆官员“试图干扰我们对COVID-19起源的调查，并让我们的成员保持沉默”的恶行后，美国众议院特设冠状病毒大流行委员会（Select Subcommittee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于4月24日再度发推文，贴出委员会向中共驻美大使馆所发信函，内中除了要求中共停止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的干扰外，还要求以下五人接受当面问询和可转录的采访。
名单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人员，即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武汉病毒所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胡犇，在疫情爆发后接管武汉病毒所的军方少将陈薇，以及零号病人黄燕玲（如果存活）。
这封信函的公开和要求中共控制下的五人接受美国议员的质询，在向北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通过3月和4月的两次听证会，这个旨在查清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病毒，武汉肺炎）源头的委员会根据可靠的证据和情报，得出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就是病毒乃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所泄漏。
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委员会自然就此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而按照流程，下一步要质询的是中国与此的相关当事人，同时这也是给坚决否认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北京当局一个为自己辩白的机会。
被首批选中的五人中，身为中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不仅了解疫情真相，而且与在病毒来源问题上撒谎而遭到美国参议员质疑的美国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亦有关联。
在疫情爆发的三年间，高福曾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仅仅花费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新冠病毒研究得透彻，充分了解其测序、序列、诊断试剂和病毒分离”。这番话无意间恰好证实病毒起源于中国，否则中共当局如何可以在如此短时间获得病毒序列？如何在其他国家政府茫然无知之际将病毒分离，甚至很快研制出疫苗？这种远远高于世界他国的速度，背后焉知隐藏的不是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个高度机密？
另根据美国媒体曝光的福奇的邮件显示，福奇和同事们在2020年早几个月就注意到一种说法，即中共病毒可能是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出来，不过福奇一直否认这种说法。福奇为何未经调查，就直接否定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
邮件还显示，福奇与高福存在邮件往来。其中在2020年4月8日的一封邮件中，高福安慰被美国保守派抨击的福奇时说：“（你）正在被一些人攻击。在这种非理性的情况下，希望你一切顺利。”三天后福奇回信表示感谢，称“谢谢你的善意提醒。尽管有些疯子，但一切仍然可控”。高福对福奇的关心、关注似别有意味，双方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黑幕吗？
最让人震惊的是，从邮件中还发现了福奇与武汉病毒所的关联。2020年4月18号的邮件显示，武汉实验室资助者、世卫组织团队成员、纽约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发邮件感谢福奇驳斥“病毒从实验室泄露之说”。达扎克不仅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的功能研究，而且还是被世卫派去调查该实验室的主要调查员之一。其所在的生态联盟也是去年从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拿到资助的前三名。他利用武汉病毒所石正丽的“功能获得研究”从NIH申请资助，然后再“反包”给武毒所，而福奇是主管审批的。石正丽正是美国特设冠状病毒大流行委员会向中共大使馆提出需要问询的第二人。
石正丽无疑是解密中共病毒源头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虽然她曾断然否认病毒源于实验室的泄露，但有证据表明她的研究与冠状病毒有关。2021年6月美国 NBC新闻网的报导指已经发现了石正丽与军方科学家存在联系，并领导所谓的“功能增益”实验，即增加病毒强度以更好地研究其对宿主的影响的证据。报导指，她曾在2018年与军方科学家童贻刚合作进行冠状病毒研究；2019年12月，她与另一位军方科学家周育森进行过类似合作。目前，周育森已死，死因不明。
同年4月，英国《星期日邮报》的报导援引获得的文件称，一个由中共政府机构指导的全国性计划在9年前发起，旨在发现新病毒并检测涉及疾病传播的生物学“暗物质”。一名领先的中国科学家仅在项目进行的前3年就发现了143种新疾病，该科学家在2020年1月公布了中共病毒的第一个基因序列。该项目的五名团队领导者包括石正丽以及中共高级军官、军中毒王曹务春。显然，石正丽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其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指控。
而参与其研究小组的应包括美国特设冠状病毒大流行委员会提出的另外两个需要问询的研究员，一个是胡犇，一个是零号病人黄燕玲。
公开资料显示，胡犇在武汉病毒所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武汉病毒所新发病毒学科组，其主要开展蝙蝠携带重要冠状病毒遗传进化等研究，他的研究组组长正是石正丽。而据传首个感染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生黄燕玲已经死亡，尽管中共公开辟谣其“一切安好”。
将胡犇、黄燕玲列入问询名单，表明美国对武毒所的架构、人员构成和病毒源头有一定了解，问询这两名研究人员大概率是为了了解更多的泄露细节。
除了以上这四名知情者，2020年2月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共军方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也必然知晓内幕。她的接管，表明病毒实验室与军方存在关联，而这一举动难免不让人怀疑中共正在销毁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证据。
至于此次未列入美国议员问询名单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和其丈夫舒红兵，他们的所为美国未必不知晓。但未将其列入，不知是否与尚未证实的王延轶与福奇有特殊关系的传闻有关？
可以说，美国病毒溯源委员会列出的首批问询名单，直接击中中共掩盖中共病毒源头的核心，也是在给中共自辩机会。既然中共否认实验室泄露，那不妨大大方方让上述人员出来澄清。但中共会允许这五人出来吗？不难想像，心虚的中共断然不会让这五人接受美国议员的当面问询和可转录的采访，甚至也绝不会允许他们出国。中共能做的就是继续重复以往的谎言，继续甩锅美国。
但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合理的要求，中共的回避和掩盖，将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怀疑，也恰恰佐证了中共病毒的源头与武汉病毒所有关，其有意无意的泄露或许才是这次瘟疫大流行的源头。
此时，对于美国病毒溯源的逐步深入，最为心焦和恐惧的应该是北京当局。一旦坐实，中南海将面临全世界怎样排山倒海的追责，还用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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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澳大利亚《每日电讯》获得的一份五眼情报联盟（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调查大流行起源的文件说，在中国所有因敢言或批评当局处置不当后据报失踪的医生、活跃人士、记者和科学家中，“没有哪一个比黄燕玲更具挑战性和更令人困扰的了”。
就在社交网站披露黄燕玲是零号病人的第二天，2月16日，武汉病毒所发表辟谣声明，说黄燕玲2015年在该所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她本人也通过社交网站报平安。
有网友说，中共如果真想击败谣言，何不让黄燕玲现身。但她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