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大上接连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之后，邓力群趁八九风波之后的“形势有利于我”，率领左营众将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反扑。当时邓力群的这番垂死挣扎虽然被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击败，但却在自己逝世之后，得到了习近平的肯定。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介绍了发生在中共十三大上的“民主事故”，最重要的就是原被邓小平钦定为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力群居然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继而又在中顾问委常委的等额选举中因为得票未过半数而落选。从此，邓力群对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人恨之入骨。
2015年2月11日，也就是邓力群病逝的次日，中共人民网的文史频道上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共十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及中顾委常委 淡出政坛》。
该文章回顾说：1989年风波刚过，老左派就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了几年边缘化，该报一箭之仇了。1989年下半年，民间传言透出凶险和不祥：“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八九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谁说》一文的作者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这样说来，该文作者自然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他在文章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篇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支持私营经济的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他这是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刊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人民网当时刊登的这篇回顾文章直言道：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左王邓力群重出江湖，亲自上阵，鼓舞了理论界和宣传口左倾阵营的士气。邓力群本人一手组建起来的《真理的追求》杂志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当年夏天，有点心虚的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笔者在这里说明的是，高狄其人是1989年6月下旬刚刚上任总书记职务不久的江泽民下令从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位置上调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推荐人就是邓力群。而随着一九九二年十四大的召开，高狄下台，王忍之落选十四届中委，上海方面的“皇甫平”则时来运转，先是周瑞金升任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而后是施芝鸿调进了中央办公厅，成了曾庆红的大秘兼王沪宁手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此乃后话。
回过头来续引人民网在邓力群去世次日的文章内容： 1991年9月2日，高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人民网当时以《中共十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及中顾委常委 淡出政坛》为题刊登出如上内容时，注明了这只是文章的上半部分，“未完待续”，但日后却一直未能再续。
另外，该文章在前言里即说明其内容是摘自马立城所著，并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并同时说明“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但是，谁都明白就是明摆着要为邓力群的盖棺定论与官方唱反调。此前一天，官方刚刚在宣布邓力群死讯的新闻稿中将他抬高为“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这也是习近平钦定的给邓力群的身后封号！
笔者日后听到的故事是，人民网文史频道的编辑抢在邓力群被官媒宣布去世的次日发出这样一篇文章，立刻被正在组织撰写邓力群生平的王沪宁汇报到习近平处，习近平即迁怒于时任中宣部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出身的刘奇葆。
刘奇葆被习近平问责之后，人民日报时任总编辑李宝善做了检查，“别有用心”地刊发这篇文章的编辑则被宣布调离岗位。
此前一个月，习近平刚刚下令把他自己的浙江部下黄坤明任命为中宣部长常务副部长。从这以后，刘奇葆即大权傍落，挂着一个中宣部长的虚名，直到2017年十九大召开被迫出“局” 。
接下来，习近平亲自带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为邓力群送灵，并在审定王沪宁等人起草的《邓力群生平》时，特别加进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赞语。
邓力群新书承认与李锐妻通奸
【明报专讯】中共元老邓力群自述将在今年11月其冥诞100周年纪念日前问世，由官方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这本自述记录邓从1915年出生到1974年恢复工作之前经历。
「左王」在生时立著 评价元老
今年2月去世的邓力群，曾长期掌管中共意识形态，因反对胡耀邦、赵紫阳而被称为「左王」。而其1975年至1987年间自述《十二个春秋》于2006年在香港出版。《十二个春秋》曾引发一场风波。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透露，曾与邓同事过的理论家吴江曾致信邓，直斥其内容失实。但有消息称，此书获部分退休元老肯定。
据悉，此次出版的邓力群自述，由《十二个春秋》原班人马编辑，在《十二个春秋》完成后即开始编写。当时邓力群尚健在，但已眼疾加重不能写作，编辑组及家人负责替他记录及核实史料。
邓力群自述的出版获得中办的许可，官方还为该书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由《求是》杂志社长李捷任首席专家。邓力群还邀得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为其作序，据称宋平「完成得非常认真」。
宋的序文已于上周二（15日）在《光明日报》刊登，文中赞邓力群「骨头是硬的」，「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感」。
自述书稿完成后，又经过中共党史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历时近两年审核，却未能在邓去世前出版。
谈范元甄 称恋爱婚姻犯错误
据了解自述内容的学者透露，与《十二个春秋》类似，本书包含了对中共诸多元老的评价。除高度推崇毛泽东外，邓力群对1980年代中共「双巨头」邓小平与陈云均评价极高。而被指曾在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面前「出卖」过中共元老张闻天的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则是书中少有的「负面人物」。
自述并未迴避一些敏感问题，包括邓与中共改革派代表人物李锐之妻范元甄的婚外情，邓在书中称这是自己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犯了错误」。范元甄有「延安四大美女」之称。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录中称，延安整风期间，负责「挽救」范元甄的邓力群与范「睡在一起」，曾被邓妻撞见，「延安人人皆知」。
内地出版界人士称，邓力群自述可以出版，是因其内容基本遵从中共对历史问题的相关决议，邓作为中共理论专家，亦熟悉党史底线，令文稿顺利通过审核。但《十二个春秋》在内地出版难度很大，一方面因港版著作回内地出版，程序繁琐；另一方面，因中共对1980年代历史未有定论。目前在北京，该书仅有首都图书馆港澳文献室可借阅，但借阅者必须出示相关介绍信。
李锐之女：母亲与邓力群通奸被邓妻撞见
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
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
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声。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
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