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估计在350天围城的死亡人数，在37万到46万人之间。
此书作者杜斌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林昭纪念奖”得主，著有“天安门屠杀”、“上访者”等书。他是大陆官方的头痛人物，曾在2013年被北京公安局秘密逮捕，在看守所待了37天。
但是，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以及对人道精神的重视，再次让他选择了长春围困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他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谈为何要“自不量力”撰写这个萦绕心头多年的作品。
1947年11月4日到1948年10月19日之间，中华民国国军与中共军队内战正炽，当时共军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林彪为了夺取长春，截断敌人退路，决定采取封城战略，不让粮与柴进入，也不让居民出城，增加国军的粮食压力和心理压力。此战略获得毛泽东等人同意。
饿得奄奄一息的孩童，无力驱赶满身的绿头苍蝇；因饥饿不愿耗费体力，难民区男女顾不得羞耻直接在众人面前上厕所；长春黑市出售人肉，每斤流通券150万；这些都是书中所记录的真实景况。
1948年10月19日，共军入城受降，部分国军官兵早已饥饿得无力突围。共军领导视长春围困战为国共内战的决定性胜利之一，然而，这“兵不血刃”取得胜利的背后，代价是数十万人饿死。
杜斌在书中根据人口资料变化，以三种算法推估这场350天围困的死亡人数，得出结论在37万到46万人之间。
“长春饿殍战”一书选择在台湾出版有其原因。杜斌说，在大陆不可能出版，而香港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政治类禁书的销量大减，从香港入境大陆的海关审查变严，这类书的市场萧条，“有些香港印刷厂也不敢印我的书”。
此外，长春围困与中国国民党有关，在台出版有意义。“我希望台湾关心大陆的人，包括国民党的后人去看一看，看他们的先辈都遇上了什么”。
2009年，杜斌从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中读到长春围困战，感到十分吃惊，认为有必要弄清楚史实。
谁该为这场人间惨剧担起罪责？杜斌认为，用大规模饥饿威吓敌方屈服，是一种反人类的野蛮暴行，中共采取这项策略，而且不愿意放行已经出了城、在缓冲区（称“卡子”）等待离去的难民，任由他们饿死，当然要负最大责任。
但他认为，国民党也非完全无辜。国军为减少人口压力，曾启动疏散长春市民到城外缓冲区，却对市民严密封锁共军不放行、已有大量难民饿死的消息。此外，空投的粮食也是分给国军而非平民。
战争的残酷，让“人道”二字显得奢侈。
杜斌说，饿殍问题直到今天仍是笼罩在长春人心中的阴影，当年饿死许多难民的“卡子”区，今天房地产的价格比其他楼房还是低一些，而有些买房者还是有顾忌。
这本“长春饿殍战”采用“编日体”呈现，逐日呈现围城对军民造成的影响以及两军的思路，纳入作者对幸存者的访谈、国共的机密电文、受围困国军无法寄出的信件、已出版的公开或内部资料、围困期间的报纸报导，还有远从英国买回并请人翻译的日文资料等。
曾有人劝杜斌，可以好好把这些材料写成引人入胜的小说，但他认为，这段历史背负了那么多人命，是很严肃的事，不能像小说一样演绎。另一个考量，则是一本书出来后，一定会有不同立场争论，如果书本是清清楚楚的史料呈现，被扭曲或辩驳的机会就少。
他认为，自己这本书是历来有关长春围困战资料最全的书，透过史料，一点一点勾勒出70年前那场围困。“最重要的是，要给被饿死的人一个说法，还有，这样的惨剧不要再发生”。他主张，要为这个事件的罹难者立纪念碑，向他们道歉。
由于中共对这场围困战档案史料严格管制，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决策内容外界无法得知，杜斌对此表示遗憾，但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杜斌说，真相本身就有力量，不需要作者加诸个人评论，要相信读者的评断，“这本书就是为了想要了解真相的读者去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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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央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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