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通敌活动，主要是人在北京而跟台湾和美国通信，历时二十多年。我想80后或90后，甚至70后的人，都不会理解，跟台湾和美国通个信，怎么就算是通敌了。
现在国内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能找出个把海外关系，时不时跟境外人士通通信，打打电话，发发微信，根本不算什么事。
可是年轻人不知道，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之后三十余年，中国大陆是绝对封闭的，国境完全封锁，天上地下，邮政电话，任何跟境外的联系，都被当作通敌。
我家的经历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值得说上一说。
我家之所以有通敌活动，先要从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涟说起。我家跟陈涟有许多关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跟陈布雷先生同为蒋介石文胆，是朋友和同事。我的父亲跟陈涟在浙江高中同学，后来曾恋爱一段时间。我的母亲跟陈涟在西南联大同学，转到重庆中央大学还是同学，一直是闺蜜。国共内战期间，陈涟在南京坐牢，又获释放，北上山东中共解放区，经过上海时住在母亲家。
1957年陈涟丈夫袁永熙被打成“右派”，陈涟离婚后南下。“文革”期间，我串联到上海，母亲嘱咐到华东局查看陈涟下落，才知她自杀了。陈涟为参加革命，抛弃父亲，割舍家庭，动用陈布雷车子，突破军警戒备，出生入死，给中共送情报，中共建政之后真不该如此地亏待她。
1956年陈涟夫妇尚未遭受迫害，她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口号。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鼓掌，于是受到中央高度关注，其讲话全文刊在《人民日报》上：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
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选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读到报纸上刊出的相关报道，母亲联想自己，曾想找陈涟倾诉愿望，但是没敢。父亲告诉过她，我们没有举家北上之前，父亲先调北京，外文出版社为表示重视知识分子，给父亲发了一张票，十月一日到天安门看游行。父亲在观礼台意外碰到初恋情人，陈涟先一惊喜，随即转变态度。两人寒喧几句，估计因为政治立场的考虑，陈涟表示十分冷淡。
母亲听了这段故事，知道自己无法见到陈涟，便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周恩来跟我外祖父的渊源很深，可以说从1924年就开始了，当时外祖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跟恽代英、沈雁冰一起从事共产党活动，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后来几十年，两人分道扬镳，有时笔战，有时说笑，仍旧是朋友加敌人。
母亲的信发出后，过了一阵子，忽然一天，大门口慢慢踱进一个人，问沈苏儒、陶琴熏住在哪里。父亲正坐在廊下看报，赶紧站起，把来人迎进屋子，让我们叫他海澜伯伯。
海澜伯伯是个文人，非常儒雅。他站在房间中央，左右看看，出口道：小院芳菲入画图，窗明几净碧纱橱，闲来还读圣贤书。父亲一听，立刻服气，点头称赞。母亲让阿姨把我们兄妹三人带出屋子，再把两间屋子门窗都关紧，然后和父亲两人陪着海澜伯伯在里屋谈了半天，才送他走了。
之后，母亲把我和弟弟叫进里屋，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海澜伯伯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特派员，跟父亲母亲有事商量。他来家里的事情很要紧，也很机密，我们对谁都不能讲，老师校长同学，谁都不可以告诉。
过了几年，我长大些，母亲才详细告诉我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海澜伯伯首次来访，告诉父亲母亲，母亲写的信，呈到周总理手上，周总理看了，认为母亲信中所说有道理，认为对外祖父的统战工作可以做。所以周总理任命海澜伯伯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协助母亲建立跟外祖父及海外家人的通信联系。
父亲母亲同海澜伯伯商量的结果，是通过香港，转信到台湾去。母亲原以为大舅还在香港办印刷厂，海澜伯伯通过香港地下党了解，大舅早已搬到台湾去了。母亲又想出一个可靠的关系余启恩先生，母亲一家跟余启恩夫妇有很久远的关系，在重庆还曾经是邻居。母亲认为，如果她把信寄到香港，请余启恩先生转寄台湾，应该没有问题，台湾回信也可以用同样的走法，寄回北京。
海澜伯伯告诉父亲母亲，台湾当局缉查匪谍很严厉，从香港寄信到台湾，也会受到检查。为安全起见，香港寄去台湾的信，最好不直接寄给外祖父，免得给外祖父招惹麻烦。母亲便想到，在台湾可以请阮继光代收。母亲的远房表兄阮继光，跟随外祖父作文书，是国民党普通职员，只身一人跟着外祖父去了台湾，他的太太留在湖北。有信从香港转到台湾，寄给他，应该不会引起怀疑。
海澜伯伯认为这办法可行，他会通过香港台湾两地的地下党，得到余启恩和阮继光的通信地址。写信程序是，母亲先起草信稿，交总理办公室审查，通过之后抄写清楚，然后寄出。
当时北京全城，只有前门邮局一个地方可以投邮寄往海外的信件。实际上，所有到前门局投寄海外的信件，也都先送公安部或统战部检查，获准之后才寄出，没有批准的信件就扣留。这样的作业，对外并不宣告，但中国人自己心里都十分清楚。
海外寄往国内的信件，也同样处理。到了中国邮局之后，首先送公安部或统战部检查，获准的信件就递送给国内收件人，不被批准便扣留。通过检查国际信件，公安部和统战部也收集到国内人的海外关系，决定是否可利用，开展统战或谍报工作，以及如何对这些海外关系实行监控。
海澜伯伯说，他会去邮政总局备案，母亲寄往海外的信，因为已经总理办公室批准，所以不再需要经海关或公安的检查，可以直接寄出。而海外寄给母亲的信，也不转送公安部或统战部，而是直接上交总理办公室，然后由总理办公室转交母亲。母亲收到海外来信后，自己抄一份留底，正本交还总理办公室存档。对于总理办公室而言，母亲的海外通信是一项政治工作，并非私人通信。
一切都安排好了，海澜伯伯告诉父亲和母亲，周总理特意嘱咐，这件工作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就是说，母亲只与海澜伯伯一人联系，接受海澜伯伯一人领导，不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内情。母亲要找海澜伯伯，可以写信亲自交到中南海西门，请大门警卫们转送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如果有事情要找母亲谈话，海澜伯伯便亲自到家里来。海澜伯伯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在通敌，所以必须保密。
从此之后，海澜伯伯经常来，有时是晚上，有时是礼拜天。每次来之前，都是先给母亲办公室打过电话，让父亲母亲在家等他。海澜伯伯总是笑呵呵地走进院子来，好像普通熟人一样，然后跟父亲母亲关起门来，在里屋谈半天话之后才走。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对于海澜伯伯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从事通敌活动的从容和细密，非常佩服。
我头一次陪母亲去前门邮局，是帮助母亲给外祖父寄生日礼物。母亲买了几件景泰蓝瓷器，邮寄需要用木盒。邮局寄包裹先要检查，然后当面钉封，母亲不会钉木箱，所以要我跟去。
因为是设置为国际邮政，而当时北京城里普通百姓没几个人使用国际邮政，想跟海外通信也没那份胆量，所以前门邮局面积很大，却完全空旷。地面干净得可以照见人影，好像从来没有人在上面走过。我和母亲是唯一的顾客，穿过厅堂，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心里很害怕，觉得身后一直跟着人。柜台很高，玻璃窗洞很小，从外面几乎看不见里面的店员，我想那些店员一定都是海关的公安。母亲经常来，熟悉业务，而店里也列着母亲的名字，双方都无需多废话，手续办得很顺利。
就这样，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最森严的时期，由周恩来亲自安排，连续多年，母亲经常写信给在台湾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同时，她也经常收到香港转到北京的来信，有的是阮继光写来的，有的是在美国的舅舅们写来的。
母亲知道，外祖父身为台湾国民党高层，亲笔写信给人在大陆的女儿，恐怕还是有许多危险和顾虑。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许可，阮继光和舅舅们，绝对不敢擅自给母亲写信来。而从这些来信中，母亲了解到海外亲人们的种种情况，知道她的信确实交到了外祖父的手里。
有一次母亲收到外祖母亲笔写来的回信，还有一次母亲在回信上看到外祖父亲笔署的几个字。因为海外有回信，对总理办公室来说，母亲的这项工作，就算是有成绩，获得肯定和保护。
从1956年开始，中间1966年和1967年中断过两年，然后1968年又恢复。即使母亲戴右派帽子的1957到1959两年，或是1968年后最残酷的文革几年，我家的通敌活动仍旧一直继续着。母亲为了保持跟海外亲人的联络，为了表达自己的亲情，确实非常英勇，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到1976年终于晴朗的秋天之后，海外关系的高压渐渐减轻，母亲的活动才在组织上公开，并获肯定，北京市政协委任母亲作市政协文史专员。1978年母亲逝世后，骨灰被安排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了让母亲跟海外通信时，多一点经历说给台湾的家人，总理办公室经常给我家送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北京，几乎所有社会活动，都严格控制，普通百姓无缘参与。从孔老夫子一套君臣父子开始，中国人历来讲究社会等级，穿个衣服，吃个饭，坐个车，见个人，都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些限制人参加的社会活动，当然更不例外。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落成，每年五一游园会和十一焰火晚会，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票从不公开出售，都是组织上发。
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之后，由于国际部编译处领导的一力维护，没有被赶到外地去劳改。父亲写了小字报，连连只做了很多次深刻检讨，才算没有戴上帽子。母亲顶着右派帽子，还是能够继续通敌。
1959年反右倾之后，海澜伯伯不再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彭德怀遭了秧。之后再到我家来接头的，换了一位王业松叔叔。他不是总理办公室的人，而是统战部的，也就是说，我家通敌这个工作，转由统战部领导了。
“文革”发生之后，母亲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会上，胡同里的人都知道了，附近学校红卫兵头一次来抄家，把母亲吓坏了。她并不心疼家里被捣坏被涂抹的字画文物，或者被抢劫一空的珠宝首饰，或者被撕毁被扯碎的西装旗袍。她担心得要命的，是怕红卫兵发现她保存的多年与海外通信的各种草稿和备份。幸运的是，红卫兵们虽然六亲不认，却也愚蠢无知，他们只晓得去翻封面上印字的东西，却把无字的黄封套丢到墙角，只踩几个脚印，不再理会。
红卫兵们走了之后，母亲马上收拾起那个大封套，叫了我陪同，柱着拐仗，一步步走去中南海。那天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正组织静坐示威，誓死揪出刘少奇，府右街坐满革命小将，交通断绝。《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在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播放，撕裂人的神经，震碎人的心灵。
我搀扶着母亲，在人缝隙中走过，心里十分恐惧。可是有惊无险，什么都没有发生。马路上革命派，胳臂套着红箍，头脑全部白痴。
到了地方，母亲绕过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头头，走到中南海西门口。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没有动，门里走出一个军官，迎接我们。母亲告诉那军官，她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经常来这里递送材料，每次都确实送到总理办公室，她很感谢。说完，母亲从我背的书包里取出大封套，双手递过去。那军官接过，看看封套上母亲写的收件人名，显然知道是谁，便向母亲保证，材料他一定会立刻交进去，让母亲放心。
母亲再次谢过那军官，我们就转身离开。那些红卫兵，看见母亲跟中南海里出来的人交谈，递送材料，也看到那军官对母亲点头微笑，猜不出母亲是何等身份。我们顺着马路往回走，坐在地上的红卫兵们都纷纷后退，给我们让路，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羡慕。权力崇拜养育出这样一批畸形革命者，半面是穷凶极恶，半面是奴颜卑膝。
忽然一天，统战部给母亲送来一封信。里面是台湾《联合报》上一张讣告，我的外祖母万冰如于1975年9月2日在台北逝世。讣告是9月7日刊出，中央统战部看到，派通信员送来，已是9月18日。母亲看到，痛哭很久。
到了晚上，母亲决定给外祖父写信，命我次日一早送统战部，立等批示，当天往前门邮局发给美国的舅舅们转呈外祖父。母亲坐在灯下，费尽心血。她既要真诚表述自己的哀念，又要适合统战部的政治意图，免被打回重写浪费时间。最后母亲在信里这样写道：
父亲大人：
今天突然获悉母亲大人已于九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病逝台北，我和苏儒感到万分震惊和悲痛。母亲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几十年来勤俭持家，辛辛苦苦，把我们几个姊弟抚养成人。在我童年的时候，她克服种种困难，使一家人摆脱贫病交迫的威胁。抗日战争时期，她携带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轰炸下逃难，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在您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把您拯救出来。这些惊涛骇浪，将她这样一个旧式贤妻良母，锻炼得十分刚强勇敢，但却自然地毁坏了她的身体健康，四十岁以后就不断地忍受多种疾病的折磨。现在她老人家永远安息了，人间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临终，还怀念故乡，可见二十几年来旅居异乡，她的心却一直是和故乡亲人们连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亲生女儿，从小得到她老人家疼爱。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乡，同家婆，伯娘，四干，五舅，六舅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但是，这个愿望已经不能实现了。母亲已经跟随伯娘、四干，与世长辞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伺奉她老人家几天，尽尽我的孝心。为此，我确实万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宽恕我的这一最大不孝。
女 琴熏哀上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母亲自1966年病倒，顽强挣扎了十二年，终于还是扛不过去。1978年，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那时我家住东单，为就医方便，父亲找二伯伯沈钧儒的孙女沈瑜大夫介绍到北京医院。托天之幸，正那时候，海外关系突然摇身一变，从臭狗屎升成香饽饽，母亲又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于是她被安排进单间特护病房。中央和北京许多部门，又是电话又是派人，连番不断给北京医院施压，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抢救母亲的生命。
可是母亲没有熬过去，终于离开了她十分热爱却一直不被接受的祖国。她去世后第三天，我们接到五舅来信，说几个舅舅决定接母亲到美国治病，已经开始办理移民局手续。我把五舅的信，放在母亲的遗体上，一同火化，让母亲带着海外的深厚亲情升入天国，永不再与她挚爱终生的家人们分离。
母亲去世后，北京市政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香港《大公报》发讣告，舅舅们看到，不敢透露给台湾的外祖父。可外祖父一生主导文宣，人脉遍地，哪里瞒得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外祖父暗自哀伤，独坐灯下，手书一诗，名为《哭琴儿，念燕儿》：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注：琴熏儿病逝北平，近始获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中国大门敞开之后，海内外的联络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做地下工作，但我还想提一件小事。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申请美国留学，获得入学许可。可是申请护照遇到麻烦，跑了很多趟，始终不成功。最后父亲只好又去找马叔叔，转述海外舅舅们希望亲耳听我讲述母亲后半生经历和何以英年早逝，请求得到组织帮助，办理护照。于是我忽然之间就拿到护照，顺利出国，那大概是我家通敌二十年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