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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爱将厉有为炮打习近平, 连问十三次“路在何方?”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在北京召开,届时将讨论通过“十四五规划”。就在这关键时期,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日前在《文汇报》发表《路在何方》一文,呼吁中国宪法正式承认民有经济的基础地位以及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也感叹:中国有开放,没改革。

中共深圳市委前书记厉有为
中共深圳市委前书记厉有为

今年82岁高龄、90年代深圳改革大潮中的拓荒者厉有为,在这份香港中联办资助的报纸上连问十三次“路在何方?”,重复九次“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引发外界关于中国民营经济政策转向的猜测。《南华早报》引述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顾肃分析称,厉有为的言论可能也代表党内其他自由派的想法。

赵乐际主政陕西时,将习仲勋墓地扩建成陵园,规格仅次于毛泽东

厉有为写道,“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华为等民营企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强烈打压,就完全证明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并未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法律还只承认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流亡美国的民营企业家王瑞琴表示,厉有为在文末建议的“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突破”,实质上是指,在民营经济领域不能搞习近平这一套。

“就是改革,就是不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习近平这一套,要从理论、法律、工作实际上突破。(这篇文章)就说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就我们所知,体制内多数人都是很清醒的,是支持民主的,只是不能说、不敢说。厉有为先生很有勇气。”

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如何一视同仁?

厉有为提出一系列关键问题:

1.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2.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并加载大法呢?

3.我们怎么看待资产阶级?怎么看待剥削?怎么看待阶级斗争?等等。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表示,公有制是共产党发明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理应是私有经济,但是实践上很难实现。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应该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经济基础不应该有差别。区别上可能是社会主义更强调公治共享,可能资本主义强调股东、资本家利益。我们国家不管下面的人从意识形态上怎么把它扭曲,法律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但执行当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1956年初,中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一代改革派领导人恢复了基本上被毛泽东所扼杀的民营经济。

尽管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却只占用了40%左右的信贷资源,在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领域都面临制度性歧视。

近三年来,“国进民退”愈演愈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近平从毛泽东那借来的口头禅开始广泛应用在工商业领域。

习近平多次强调,“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一些左派学者周新城、吴小平等人为之摇旗呐喊,宣扬消除私有制、私营经济应完成历史退场。

2019年以来,不断传来马云、马化腾等重磅级企业家卸任的消息。此前也有肖建华、吴小辉等多位富豪因“腐败”而被没收财产或被判刑。地方政府甚至派“政府事务代表”,进驻阿里巴巴等重点企业。

今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推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份有关民营经济的统战文件,强调民营经济人士是“我们自己人”。

王瑞琴对此嗤之以鼻,“你不能需要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是自己人,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偷税漏税、涉黑打黑。实际上,民营企业在中国就是私生子,国企是长子,外企就是养子。”

:钱不是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

新冠疫情造成的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或达九万亿美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估计,今年中国GDP可能只有2%左右,明年即使有所恢复也难达6%。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也发文呼吁当局进行战略突破,警惕热战思维伤及经济命脉,“国际资本怎么敢呆在一个火药桶般的地方?企业和资本会留在一个与母国处于准战争状态的地方?国内资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

中国工商联今年九月发布的民企五百强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民企营业收入增幅、税后净利润增幅、资产总额增幅放缓,比上年分别下降10.59、5.81、15.99个百分点。

在外受到中美贸易战夹击、对内不时被政府登堂入室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身心俱疲、朝不保夕。厉有为特别强调,中国要防止左倾错误,稳住企业家的民心,使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法律保护,死心塌地地留在国内拼搏。

王瑞琴认为,中国现在百业凋敝,稳不住民企,一切都稳不住。可她的大部分企业家朋友目前都岌岌可危,政府还一直以吃拿卡要、扫黄打黑等各种方式掠夺民企。

“在中国,钱不是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中国政府需要钱了,就各种名义出来了,把经济纠纷变成刑事纠纷、变成涉黑,然后没收财产。” 她说,“习近平出来两次、三次呼吁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多数民营企业唯一的想法就是我把钱赶快弄出来移民。“

王瑞琴自五月发布公开信、呼吁罢免习近平后,中国成立616专案组对其国内资产进行查封、抄家。她在青海经营的东湖宾馆资产超过十亿元,一百多名工人如今只剩二十人留守,面临被中国当局没收的风险。

:中国有开放,没改革

十余年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也体会过王瑞琴的伤痛。1984年,他在一片荒滩上从养一千只鸡、五十头猪起步,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为占地近五千亩、员工九千余人的农业产业化集团。

孙大午虽身价上亿,却一直发文阐述三农问题、为农民说话,直到2003年被判“非法集资”,入狱158天。《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普遍质疑其因言获罪。

曾经当众愤慨民企如待宰羔羊的孙大午,现在尽力和国家保持着距离,“我算是死里逃生、九死一生,也算是遍体鳞伤。说话我不敢像任志强那么敢说。我们的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可是走的方向是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有开放,没改革。 ”

被问及对“十四五规划”的期待,孙大午说,“我不研究,包括我的企业高层干部,都不让他们研究国家政策。我们研究长远的社会需求。我们不想在那个(政策)上面琢磨或者受益。”

厉有为(1938年1月),男,辽宁新民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全国政协常委。

生平

厉有为1964年8月起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任技术员,196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调任第二汽车制造厂。1979年起,先后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化油器厂任党委副书记、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职工医院党委书记。

厉有为在1983年10月后开始出任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先后任中共十堰市委副书记、十堰市市长、市委书记。1989年6月升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990年12月,厉有为调任广东省,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95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

1998年3月任中共九届全国政协常委。2003年3月,任中共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九屆全国政协常委。

厉有为:习仲勋为深圳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支撑

作者:厉有为      时间:2013-10-14   来源:深圳特区报

  原标题:为深圳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支撑

 

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习仲勋同志曾长时间在深圳居住,我们与他结下了亲密的关系。我的一个深刻感觉是——习老晚年在深圳,可以说是我们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主心骨,为我们特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当时,习老在深圳的时候,老对我们说:“给深圳增加负担,添了麻烦。”我们就跟他说:“有您坐镇深圳,我们深圳改革开放就有了力量,有了主心骨。”习老听了以后,也开玩笑似地和我们说:“我代表了正义,是以正压邪。”事实也确实如此,习老在深圳期间,不仅非常关心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且常常亲力亲为,为特区发展出谋划策。

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

一次,我去珠海参加特区工作会议。回来后,我去习老那里汇报。听了我的汇报,他说:“特区之特,关键在敢于改革,敢于试验,敢于牺牲。这个特,不是指在生活上特,不是要脱离群众。敢试,有时候可能会试错,这没有关系,顶多不就是一个乌纱帽嘛,我们那时闹革命,可是提着脑袋啊。”现在想来,习老当时的这些话,确实是稳定人心,提士气,可以说是支撑我们特区不断前行的动力啊!

老人家对深圳很有感情,他和我们谈起深圳,谈起宝安时,总是动情不已。在与他的接触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老人家身上挥之不去的实事求是作风和对人民群众刻骨铭心的感情。

他常跟我们讲起他在宝安调查反偷渡外逃时的情况。他说:“当时,有人说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犯罪,必须坐牢,这是‘左’的思想。”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群众之所以要偷渡外逃,根源还是在于生存遇到了危机。为此,他坚决反对把偷渡外逃的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反对给他们判刑,让他们坐牢。他说:“这是生活所迫啊,人们为什么要跑呢?还不是因为生活不好,吃不饱饭。自己不检讨自己的问题,一味抓人,显然是不对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主要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搞好,路线搞对才行。”当时,习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对我们触动很大。

关于习老的群众情怀,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全国人民的特区,深圳的发展与全国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深圳富起来了以后,对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自然也是责无旁贷的。为了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中央确定我们深圳对口支援贵州的黔南州和毕节地区。对此,市委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向习老汇报了这一项工作之后,习老当即表示了肯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习老很快便把对这项工作的支持转移到了实际参与之中。不久,他就叫秘书打来电话:“为支持深圳的对口支援工作,我捐出一个月的工资。”习老的这一举动,真是让我们想不到,同时,我们也感到很惭愧,对比之下,我们做得确实不够。有了习老的以身示范,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我们派出干部去贵州,还让电视台去那里拍摄电视片,回来以后,向全市人民播放。让深圳市民知道,我们特区发展了,贵州贫困地区却还是那么穷,那么落后。经过动员,深圳的干部群众无不感同身受,深圳市的对口扶贫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家踊跃捐款、捐物,一车车的扶贫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贵州。对于深圳的无私支援,贵州人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深圳市的对口扶贫工作能搞得这么好,广大党员干部能如此迅速地配合,这一切,都与习老的带动分不开。

现在条件好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特别不容易

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习老。他的要求很严格,我们顶多就送个花篮和果篮。考虑到身体,平常他只坐一会,就去休息了,剩下来就是他的夫人齐心大姐、女儿桥桥和我们了,于是就成了我们的聚会,大家可以说是其乐融融。

在交往中,我们逐渐体会到:习老真是一位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心,同时,对下属又是可亲可敬的老领导和老革命家。他对下属和工作人员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他对客人特别热情,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很高兴,每次都要和我们合影留念。习老过生日,从不铺张。齐大姐说:“过生日,不铺张,简简单单就行。”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习老和齐大姐一家,给我的一个最大印象,就是顾全大局,平易近人。他们住在深圳,老是怕给我们添麻烦。习老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爱护有加,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我们去见他,他谆谆教诲我们:“你们要艰苦奋斗啊,现在条件好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特别不容易。你看,天都亮了,你们的灯怎么还亮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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