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官媒报导，9月9日，当局举办纪念杨白冰的座谈会，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主持。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回顾杨白冰生平时，强调要学习杨白冰对中共的忠诚，又强调军队就要学好所谓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
对于杨白冰获高调悼念，《苹果日报》援引政治学者吴强指出，习一向强调笼络军中元老和子弟，“某程度是把军队当私人部队，建立对个人的效忠”。现时中国对国内局势有危机感，担心会有大型抗议，所以要再三强调军队团结，绝对服从党指挥，“一切也是为了召开二十大做准备，要确保不出乱子”。
杨白冰（1920年9月9日－2013年1月15日），原名杨尚正，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市）人，上将，最后一任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白冰是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弟弟。他是八九六四后“杨家将事件”的主角之一，他于1987年起出任军方总政治部主任，1989年北京戒严时，兼任戒严总指挥。六四事件后5个月升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所谓杨家将事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其亲信曾庆红等人的协助下，向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发起的一次军事夺权事件。杨白冰1989年六四前后大起大落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官场变幻莫测的真实写照。
六四后，由于杨家兄弟的把控，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后对军中事务也无法插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说“谁不改革谁下台”，杨白冰即拉大队去深圳喊出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令江泽民感受到极大威胁。
在中共十四大前夕，时任江泽民大秘的中办副主任曾庆红，利用与在邓小平公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任职的俞正声等红二代联系，历数杨家兄弟罪行，包括杨白冰擅自召开军委会议，提出晋升名单，杨家兄弟对外透露六四开枪是邓的决定，在邓身后或会平反六四等，令邓小平下决心剥夺杨家兄弟的军权。
在1992年十四大上，杨家兄弟被解除军权，杨尚昆翌年出任国家主席，党内却无任何职务，杨白冰在十四大上只保留军委委员一职，此后郁郁寡欢，到1993年正式退役。
2002年9月，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为庆祝团庆50周年出版的纪念画册《战旗飞舞》中出现杨白冰某年接见战旗文工团大型歌舞《西藏之光》主创及演员的旧照。该照片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先被上级责令撕去该页图片，后又组织强大行政力量，强令从全国有此画册的每个人手中收回，随同库存未发的一起装车运走，不知下落。战旗文工团的当事团长被勒令“引咎辞职”。不过，在追回画册的工作还未完成时（尚且有几百本画册未追回，其中几十本仍下落不明），负责“回收画册”的成都军区工作组又全部撤走，此事在突然间“不了了之”的氛围中平息。
杨白冰2013年1月15日16时5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遗体于2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官方对杨白冰的评价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杨白冰授意军报发声挺邓小平 惊呆江泽民
杨白冰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直接针对江泽民，对此事件《江泽民其人》一书做了详细的描述：
魂飞魄散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份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份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份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
李先念曾经对田纪云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十分不满，“六四”之后的1989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全面否定赵紫阳的改革成绩，田纪云当场指出不能下届否定上届，成绩大家有份儿，问题大家也都有责任。田的讲话被李先念骂为“赵紫阳的狗腿子又跳出来了！”
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在5月底时，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怨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还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江泽民从反对改革到不得不支持改革，如何面对这一段历史，对于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开明的“改革派”人物的江泽民而言，当然至关重要。最能刻画江泽民隐瞒、篡改这段历史的性格特点的，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的一句话：“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一个“内心”，一个“也”，一下子就把江泽民上台以后自觉抵制改革，大搞“反和平演变”的桩桩丑事一笔勾销，他似乎反而成了被保守派“绑架”的受害者。果真如此，邓小平何必带着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去长途跋涉地南巡，去一趟江公馆不就谈妥了吗？
邓小平上当 江泽民扳倒杨尚昆内幕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想来想去，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
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南巡”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邓南巡之后，阻挡公开报导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也是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后来却恬不知耻地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并且收买外国人写书来欺骗各界民众。事实上，当年帮助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起最大作用的，是掌握军权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随后的岁月里在经济领域起最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十四大之后失去军权的杨氏兄弟，则成了江泽民的死对头。江泽民和曾庆红不仅在1998年害死了杨尚昆，并且一直想把杨白冰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其中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就是江泽民一方面妒嫉杨氏兄弟的功劳，另一方面要把改革的功劳抢到自己手中，而杨氏兄弟被视为障碍。
1．邓小平的最后通牒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 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邓小平在南巡前后，多次派人和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就是坚持自己没错，不改初衷，坚持良知而不坚持党性，这在共产党内是少有的。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也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2．魂飞魄散
1992 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率先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 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也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 “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
李先念曾经对田纪云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十分不满，“六四”之后的1989年10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泽民全面否定赵紫阳的改革成绩，田纪云当场指出不能下届否定上届，成绩大家有份儿，问题大家也都有责任。田的讲话被李先念骂为“赵紫阳的狗腿子又跳出来了！”
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在5月底时，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 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 “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怨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也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 6月 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还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江泽民感受到来自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等的强大压力，对他们既恨又怕。江泽民从反对改革到不得不支持改革，如何面对这一段历史，对于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思想开明的“改革派”人物的江泽民而言，当然至关重要。最能刻画江泽民隐瞒、篡改这段历史的性格特点的，是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的一句话：“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一个“内心”，一个“也”，一下子就把江泽民上台以后自觉抵制改革，大搞“反和平演变” 的桩桩丑事一笔勾销，他似乎反而成了被保守派“绑架”的受害者。果真如此，邓小平何必带着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去长途跋涉地南巡，去一趟江公馆不就谈妥了吗?
3．耍阴谋施毒计
是年6、7月时，邓小平和陈云就十四届中共高层人事安排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高层为了人事安排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江泽民摇摇欲坠的政治处境让江的亲信、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庆红是个极有野心的人，权力欲极强，善于玩弄权术。曾庆红看到，利用江泽民，是自己可以达到最高权力的捷径，而且因为江泽民的平庸无能，更容易操纵和控制江本人，以致几年后声称自己是“摄政”。如果江泽民现在下台了，曾庆红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曾庆红为人阴险，工于心计，热衷于权谋，恨一个人不动声色，然后置其于死地。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曾经担任内政部长，母亲邓六金曾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许多现任中共高官都是延安保育院长大的，称邓六金为“邓妈妈”。曾庆红的出身使得他熟悉高层权力斗争，学会了如何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巩固和获得更多的权力，尤其是如何利用整理黑材料、散发假情报打击对手。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中共高层权力内斗中反复加以运用。
这时，曾庆红给魂飞魄散的江泽民分析，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代替江做总书记，杨氏兄弟、乔石、万里、田纪云、李瑞环等人都是政敌。这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手握军权，又最受邓小平信任，因而动杨氏兄弟的难度最大，也最危险。另一方面，一旦杨氏兄弟被清除，就除去了最危险的对手，就可以死里逃生，掌稳权力。曾庆红认为虽然杨氏兄弟权势冲天，但他们都是军人，不懂政治权谋，他们的权力主要来自邓小平的完全信任，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离间邓和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而邓小平怕改革路线被抛弃，更怕死后“六四”被平反；而杨尚昆和赵紫阳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杨尚昆开始并不愿意用军队武力镇压学生。因此在“六四”问题上，邓杨之间有隙可乘。江泽民对杨氏兄弟在军中瞧不起自己一直敢怒而不敢言，听了曾庆红的分析和对策，心中产生了希望，决心把杨氏兄弟打倒，一来可以保权力，二来可以泄心头之恨。因此曾庆红和江泽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杨氏兄弟上，同时积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方便条件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
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受到排挤，尤其是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刘华清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出过“军队要忍”的指示，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这让军队艰苦了一段时间，而忠实执行“军队要忍”的，正是杨尚昆兄弟。另外邓小平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说服张爱萍、杨得志和余秋里等人退位。但这三位同意退位的军委副秘书长发现竟然上来了比张爱萍大三岁、比杨得志大四岁、比余秋里大七岁的杨尚昆。这让几位老军头心里很不平衡。曾经在三野任五师师长的李先念更是在很久以来就全力支持后来受到军中排挤的原三野四师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张震、一师师长叶飞、三师参谋长洪学智等的 “倒杨”行动。
张爱萍是反对“六四”开枪的，因此在江泽民上台的最初几年，江刻意和张保持距离。因为江上青曾经是张爱萍的直接下属，在江泽民初见张爱萍的那几年，他以 “烈士遗孤”自居，对所谓“养父”的老上级毕恭毕敬。但是，江当上总书记之后，为表明坚决支持开枪的立场，对张爱萍很冷落。如今，为了“倒杨”需要，江泽民又开始对张爱萍热乎起来。
曾庆红看到虽然江泽民在军中毫无根基，但是可以利用军队中的这些不满情绪来孤立杨氏兄弟，进一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92年8月，邓小平为了十四大的安排以及在人事上和陈云之间的互动，操劳过度，中风病危住进医院。杨白冰自杨尚昆处得风声在先，便在8月下旬召聚了高级将领46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
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正眼看江泽民，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还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碰头会” 上，杨白冰透露了邓身体不好，讨论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曾庆红倒觉得此事是个机会，可大做文章，借邓刀杀杨氏兄弟。于是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也有迹象夺邓的权，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4．谣言惑众抢班夺权
为了迎接中共十四大，中共中央就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选拔。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然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
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深知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在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
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尤其是针对杨白冰的“100人名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指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针对赵紫阳可能复出的问题，曾庆红说，赵紫阳如果复出担任政协主席，实际上是“老爷子”间接承认错误，而且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针对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 “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
与此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5．逃过一劫
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死后被鞭尸。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今，邓小平也只好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打消了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在世就隔代指定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当然是出于对江泽民这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不信任。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王储”，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可是，江泽民在让库恩写的传记中，完全抹煞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一事实，一如既往的篡改历史。传记中称“可以说我（江泽民）在10年前就看中他（胡锦涛）了”。江泽民赖着不下台引发百姓广泛的厌恶。可是，传记中却用江泽民热爱领导“年轻化”来给江的脸上贴金，江泽民说自己 “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期望任命胡为国家副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把人们早就预料的事情说成“很可能没有人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江泽民的种种丑事都能通过传记重新打造，为自己粉饰贴金。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也退休的邓小平于 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 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但是这次却栽在小辈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中了两人的阴谋诡计。从此以后，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 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6．两副嘴脸
江泽民一向两面三刀，用人时卑躬屈膝，不用时落井下石。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江泽民对杨尚昆兄弟的态度变化。 1989年 11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江泽民在就职演说中再三表示“没有思想准备”，“力不从心”，“没有做过军事工作”等等。江泽民还一再向杨家将表忠心。他表示由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十几天后，江泽民的讲话被放在头版以通栏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官方媒体上。
江泽民将自己卑谦的态度高调、明确地发表在官方头版上，无疑表明江对杨家将是十分讨好、甚至是卑躬屈膝的，但后来那个在邓小平面前告杨家将黑状的，却恰恰又是同一个江泽民。
这种前恭后倨的变化也反映在江泽民对邓小平家族的态度上。邓活着时，江每次见邓夫人卓琳，没说话笑脸就先递过去了；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就狠狠地整了一下邓小平的后人。江泽民自己有个“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此时却以贪腐为由威胁要拿邓的儿子开刀，并剥夺了邓家人对邓小平言论的解释权。
但当年江泽民进北京后，终于等到被邓小平召进邓府的那一天，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让太子党们记忆犹新。当一脸谦卑、笑容可掬、局促不安的江泽民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时候，在场的人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因为来巴结的人太多了，这副嘴脸实在不新鲜。邓小平笑着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新面孔是总书记，在座的人依然一副不为所动、不以为然的表情，顶多朝他多瞥一眼而已。
江泽民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能够进出邓府。江泽民初入邓府，人脉不熟，人事不清，对谁是邓老的秘书、护士，哪个是邓的外孙、亲戚，甚至谁是勤杂人员、保安人员统统都搞不清爽。
尽管江泽民还无法知道这些人谁是谁，有什么背景，但江本着一个原则：进了邓家门无论见到谁都决不能得罪。
来邓家的人太多了，像走马灯似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难不倒有丰富拍马实践经验的江泽民。
在走廊里院子里，无论见到谁，哪怕是个孩子，江都把腆着的大肚子收回去，微微侧着身，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您先走！”这种过分的讨好让小孩子高兴，让警卫和烧锅炉的害怕，说这个人很有心计，但也让很多人感到反胃。
众所周知，邓小平抽烟特别厉害。为了他的健康，据说烟还是特制的。护士不但要保证让他按时吃药，还要提醒他少抽烟。当他又要抽时就劝阻说，刚才那支烟是什么什么时间抽的，请再等一会儿。虽然尼古丁没有鸦片中毒那样厉害，可是也让人上瘾。所以烟民们最不高兴的就是烟瘾上来却不能抽。
当所有的人都好心地劝阻时，不会抽烟的江泽民却麻利地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打火机，点着火递到邓小平的眼前，让护士既错愕又气愤，但却讨得了邓小平的欢心。
一般情况下，邓家都是由护士或警卫员给邓小平端茶、递水、拿拖鞋，那些被人侍候惯了的到邓家来玩儿的小贵族们只知道管邓小平叫“邓爷爷”，可不知道应该帮他做什么事情。这就给了江泽民不可多得的可乘之机。
江泽民常常在护士或警卫员也伸出手之后，仍冲到前头去倒水或从地上拎起拖鞋来，让那些工作人员伸着手进退两难。
那些小贵族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的总书记江泽民抢着倒水的笑闻。
但 2001年8月22日邓小平97岁冥诞纪念日的时候，照常理受恩于邓小平的江泽民本应向媒体打招呼，多出一些歌颂的文章以显示其不忘邓恩人的提拔，再者给追随者做个好榜样，也可在人前留个好名声。但是据中央宣传部得到指示，江泽民竟然下令不准刊登纪念邓小平的文章，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本性暴露无遗。（文章来源《江泽民其人》）
（责任编辑：童宇）
戒严部队总指挥杨白冰指挥部队镇压群众，清场天安门广场
六四清场是发生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对八九民运示威者进行武力清场的事件，是八九民运的一部分。1989年5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北京市局部市区实行戒严。执行中，于前一日即19日晚开始集结并试图进入市区的部队受阻，20日在丰台区大井村戒严部队与示威者发生小规模冲突后，戒严部队收到命令暂停进入市区。6月1日，李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关于动乱的实质》[11]。6月2日晚，数万穿夏季常服、未携武器的戒严部队试图小跑徒步进入市区指定执勤区域，途中受示威者拉扯阻拦和殴打后，大部分再次回撤。
6月3日上午，与戒严部队分开，由大客车运往执勤地点的军用武器装备亦受示威者拦截，部分武器流散，少部分武器被少部分示威者上交公安。6月3日下午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确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执行清场[12]。随后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无线和地方有线广播开始反复播报戒严令，要求全体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当晚，戒严部队分发了作战服，钢盔和武器，开始慢步徒步向执勤区域行进，伴随着少量轻型侦察装甲车先行前往市区，部分运兵汽车往来于各戒严部队之间。6月4日，经冲突后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周边，当天凌晨，戒严部队指挥部宣布，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这次镇压行动在日后成为中国大陆思想讨论的禁区。[13][14]此次清场行动后，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被最终驱逐出政权高层。
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最终是由中共元老之首邓小平与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作出的，目的是以军事行为来结束由学生发起的示威活动。而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则反对使用武力，主张通过政治谈判手段解决危机，而他们在之后亦随即被逐出高层；该决定也使得军内一些反对派抵制戒严命令，但最后也被逐出军队高层。
5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私下会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并讨论了对学生运动的处理方法，认为这次运动不采取强硬措施无法解决。[19]邓小平认为，虽然学生提出的打击官员腐败、清理官倒是可以接受的，但某些人却“利用”这些口号为借口来推翻共产党。[19]他补充说，党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学生的运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必须准备采取果断行动。[19]在五月十三日，当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给邓小平做了报告之后[20]，邓小平和部分党内元老对政府无力结束活跃了近一个月的学生运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无法容忍的态度。[20]此后，邓小平再次重申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20]
赵紫阳失势
5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五位常委，包含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以及非常委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召开紧急会议。并决议：
| “ | 1、鉴于目前局势非常紧急，于5月17日向小平同志进行全面的情况汇报，听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 2、同意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绝食请愿的学生发表书面讲话，书面发言稿会后马上播发。[21] |
” |
5月17日，五个常委聚集在邓小平住处，在那里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让步的余地，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开始实行戒严[22]。当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戒严。[21]在这一次会议上，五个常委未能对是否实施戒严达成共识，李鹏和姚依林支持同意，而赵紫阳和胡启立则反对，乔石弃权。[23]之后赵紫阳主动提出辞去党的总书记，但被国家主席杨尚昆劝阻，建议其向中共中央申请三天病假。[23]在那之后，赵紫阳不再具有政治影响力。
五月十八日早上，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共元老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震和解放军将领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等聚集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
1、于5月21日零点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2、于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开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
3、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负责，立即部署军队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行动计划，成立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
4、向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解放军元帅通报北京目前的形态，并通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将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决定；
5、向各地党委通知党中央的决定。[24]
从6月3日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清场。军委再次调集20万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包括北京军区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第26、第54、第67等4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第39、第40、第64等3个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以及空降兵第15军、炮兵第14师、卫戍第1师、卫戍第3师等。[55] 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入夜后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56]。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发出一则通告：
- 一，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
- 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
- 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
- 四，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 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57]，并发出三段《紧急通告》。通告反复广播三十多小时，节录如下：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58]。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59]。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60]。
……戒严部队指挥555部，绝不能置诸不理。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61][62][63]。
木樨地冲突
6月3日傍晚，北京传出部队进城的消息后，天安门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的街头开始聚集了示威学生、市民[66][来源可靠？]。有学生指这是军队进城的必经之路，示威民众前来协助阻截部队。
晚上9时许，三辆无轨电车被人推到木樨地桥上横着；有人将行道上的水泥砖砸成碎块，在街道两旁堆起水泥墙，还有人开卡车和三轮车运来砖石，此次木樨地突发的阻拦行动由民众临时凑合，无人指挥[67][来源可靠？]。
不久后，先头的戒严部队到达并发射催泪弹，试图进城。根据当时的英国搜集的外交电报纪录[68][69]：军队为了突破，总共发动了4波攻势。清场一开始以徒手和徒步方式进行，双方保持一定距离，第一波几十名戒严部队队员手持木棒徒步清障开路，而示威者则远程投掷碎砖袭击。遇到强硬阻拦后暂时停军，先头部队开始装备枪支展示做震撼之用，市民和学生得知后立即排成一线，冲向大桥。而后来戒严部队发放弹药后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士兵对空鸣枪，但遭到示威者投掷石块攻击依旧未能前行。在僵持不下中，最后一波部队从后方抵达，这第二批部队是负责监战的27军，配备装甲车准备进行强行突破，并且立刻开始向前方所有示威者扫射，响起密集枪声，现场陷入混乱，有人中弹倒下。部队每前进一段，示威者就向后退一段，有示威者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来源请求]约十分钟后，戒严部队已经穿过木樨地桥，来到二十二号部长楼和二十七号楼之间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带[70][来源可靠？]。
示威者此时撤退到大街两侧的街心花园和楼房之间，以树丛、建筑物作掩护，继续喊口号狠斥部队，并投掷石头；戒严部队士兵推开电车、清除路障，并且开枪还击。有相关人员事后称，“哪里有人喊“法西斯”，哪里有人扔石头，部队会马上用冲锋枪向那里扫射。约百名民众倒在血泊中，由其余民众将他们送入复兴医院[70]。”
晚上11时许，手握冲锋枪的士兵、装甲车、军用卡车列队向天安门方向驶去，期间还有市民焚烧了3辆电车，以阻截后续部队[71][来源可靠？]。
在复兴门外大街两旁大楼的一些居民探头出来痛骂，也有人扔东西攻击，戒严部队陆续开火还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路段，两旁建筑物布满大量弹痕。二十二号楼、二十四号楼两幢部长楼，共有三人被枪杀，其中包括住在22号楼8层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女婿尹敬，当他进厨房开灯时，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死亡，葬于八宝山人民公墓2区17排12号 [71][72]。
根据香港电台《神州五十年》[73] 综合所得，木樨地的行动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74]。事件平息后，官方调查并没有对此披露实际开枪时间和死伤人数，陈希同只说部队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10]。
此时，深夜的长安街被路灯照得一片通明，而四周的街道除了焚烧的物品，则沉浸在一片黑压压的黑夜之中。新华门前，站着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还扔小石，士兵们一言不发。期间有学生想将一名受伤的军人送入新华门内，士兵立即子弹上膛，大声喝止[75]。与此同时，第一辆装甲车以高速冲入天安门广场，有人向装甲车投掷汽油弹。装甲车冲入后掉头，再向西单方向离去[76][来源可靠？]。
6月4日凌晨以后，军队已经进城管制，城市骚动逐渐结束，有纪录发生的严重冲突中，包括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高速撞向一辆军车的事故。车上载满正在与军人谈话的群众，装甲车当场压死4人，其中3名是军人，而事故发生后装甲车并没有停下，不少人显得悲愤，一些军人甚至流泪。英国电报纪录也有记载装甲车冲撞人群的状况–“以65英里的时速冲撞人群…该名驾驶后来被送往医院之后，谈到镇压过程时情绪十分激动，并扬言自杀”。[77][78]而当时使用的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的极限时速为38英里。
进驻天安门广场
凌晨1时许，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79][来源可靠？][80]，一名装甲车司机被学生带上一架巴士并关上门[81]。据共青团北京市委《70天大事记》所记，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82]。
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内容完全相同的《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83][84][85]。”上万名的市民和极少部分学生，在听到《通告》后，开始离开广场。
凌晨2时许，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坚持不走的几千名学生和市民了，广场实施包围而人群被分开。[86][来源可靠？] 同一时间，大批士兵驻守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门箭楼以北及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广场上。人民大会堂之内亦有一批士兵候命[86]。几十名学生和市民提着汽油桶，试图点燃停靠在金水桥的军用卡车，当场被戒严部队抓获。
不久，建国门、东单方向传来密集枪声，许多示威者从广场东北角往人民英雄纪念碑跑。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也开始撤离。与此同时，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则手持棍棒和冲锋枪，冲向长安街，封锁了长安街以东的路段[87]。
当时身在广场的侯德健忆述，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有学生还给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胶头盔自卫；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两位学生赶来告诉他们军队是开真子弹[88]。陈清华表示，他与李兰菊留在广场东面，目击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学生，知道哥哥过世后冲出广场，说要跟军人拼命[89]。
凌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73]。
凌晨2时30分，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90]。
凌晨2时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学生被抬回广场急救，大腿动脉中枪，最后在广场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后李兰菊晕倒，北京学生将她和陈清华强行送到医院，发现医院到处都是死伤者。[来源请求]
然而对于当日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中的流血事件，即使是学生内部，各方也有不同说法。柴玲和吾尔开希称广场上有坦克直接碾压学生[91][92]。然而当时身处广场的侯德健、刘晓波和周舵表示没有看到有坦克辗压学生或撒退的人群。支联会和王丹（当时他并不在广场，正在离开北京郊区）则表示清场行动中广场上发生了较小规模的流血事件，流血冲突主要发生在广场之外的木樨地、复兴门、六部口至建国门一带的长安街[93][来源可靠？][94]。
3时左右，封从德表示，约3000至5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83][来源可靠？][95]，此时正绝食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说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有理由向学生开枪[96][来源可靠？]。
根据戒严部队指挥部记录，3时45分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坐着救护车从纪念碑那边开过来，举著双手，要求谈判，部队派出一名团政委与他们接触。侯德健等人说，愿意带领广场上的学生撤出，要求解放军不要开枪，并让他们组织队伍撤离，团政委随即回来向领导汇报。
4时正，清场时间到。广场上全部关灯。戒严部队发出广播，内容说：“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全体同学，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97]
等候在马路边的侯德健等人拼命大叫：“我们是侯德健！”“我们是来谈判的！”“千万不要开枪！”不到3分钟，团政委回来告诉侯德健等人，政委说，“总部同意你们的请求。请你们立即带领学生撤离广场，往广场南口撤。时间很有限。我们不会开枪。”听完答复后，侯等四人立即赶回去。
示威者撤离
在4时关灯时，广场上亦陷入恐慌。根据封从德、侯德健忆述，当时学生正以“声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边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封从德宣布离开[99][100]。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北京的同学撤到海淀区去，往中关村走[99]。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时播放“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这时，纪念碑上的学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国际歌[101][来源可靠？]。
当时离开的状况陷入极度混乱，大批戒严军手持冲锋枪指向纪念碑。根据示威学生忆述，当时一批手持木棍、电棒的武警和军人冲上纪念碑的第二层、第三层，追打示威学生，不少学生被打至头破血流。学生于是被迫向下层逃离。同时，大批坦克车和装甲车由天安门冲向纪念碑，开始将广场上数百个帐篷营幕撞毁辗平，并以火焰喷射器烧毁，民主女神像也在此时被辗毁[102]。
4时20分，广场再次开灯，戒严部队再次发出广播说：“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指挥部，六月四日。”的重复广播。[97]
4时45分，示威学生已经开始撤退。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大批示威学生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撤离，期间不时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103][来源可靠？]。
5时20分，天色已明，广场仍有约200名示威者不肯离去，坦克阵堵住了广场的通道。这批人不断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反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向天开枪镇慑。
约5时40分，清场过程基本结束。 [104][来源可靠？]
清晨时份，从广场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示威市民的欢呼，示威者又在木樨地的要道重新设置路障，阻挡军车，有人怒骂士兵，有人向军车扔砖头。木樨地、北蜂窝、公主坟一带，很多示威市民都出来了，不少人围着军车诉说。军人木然地坐在卡车里头，毫无反应。
约6时15分，一队学生从天安门转入长安街，到达六部口时，离党政中枢机关只有50米的地方，三辆坦克冲来，发射催泪弹，许多学生被碾，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105] 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双腿被坦克辗压，后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106]2009年他在美国安装上智能假肢，呼吁寻找六四真相。[107]
10时半左右，有人点燃衣服，扔向一辆指挥车，随后更多示威市民加入，数十辆军车被燃，不过此时情况已经差不多结束，军官命令部队开始全部撤离[108]。复兴医院门外聚集著一群人焦急询问亲人下落，医院外贴著一张死亡者的名单，列出42人；附近的铁路医院公布的死者名单有23人，邮电医院则有16名死者[109][来源可靠？]。直到下午四时，复兴医院停尸房向公众开放，约数百人去领尸，尸体满在停尸房内外，有的用白布盖着，有人在医院门外烧衣纸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