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首法于南风窗微信公众号，现已删除，原标题《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和病毒，而是不能延续改革、开放》）
这次疫情不仅迫使全球的经济被按下了暂停键，也迫使每一个企业去思考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疫情期间，全球市场低迷，很多中国企业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在领教工坊、南风窗、秦朔朋友圈共同主办的新鹅湖之会期间，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着名媒体人、中国商业文明发展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
20多年来，作为媒体领袖的秦朔始终是市场的深度观察者和中国企业发展的见证者，面对此次疫情冲击，他依然保持着审慎的乐观。
他认为中国的敌人不是病毒，不是美国，也不是别人的口水，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能不能延续过去40年已经开启的开放，让每个人进一步绽放能动性，张扬思想的自由，发挥创造力。
1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记者：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记者：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秦朔：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记者：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2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记者：在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市场竞争力？
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记者：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3 新变化，新气象
记者：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记者：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4 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记者：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