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 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
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 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 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 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 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 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 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 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 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 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 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 振，走向了衰落。
网上评论：
1，一手遮天的做法和宣传可信吗？
其实有关“梅林食品公司的腐坏食品罐头陷害志愿军”是经不起推敲的。
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工人监督生产，难道生产线上一道道工序做工的工人不会发现腐坏食品?
有关“王康年将带菌棉花旧纱布制作“急救包”用假药害志愿军伤病员”更是经不起推敲。
王康年经营的仅仅是一家普通药房，并不是药厂。所有药品都是从其他药厂进货而来，“大康药房”只做零售，自身并不具备“制假药”的能力。
应该明白的是：为何赵高“指鹿为马”时群臣没一个敢反对他的说法！
2，右派都平反了，这种一人一案的天大冤案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平反了文革反右时期的一些冤案，但地主资本家是不会平反的。因为那会威胁。。.的根基。再平反下去就没一样是正确的了。
陈毅求死不能 抢救医生对陈小鲁说了两句话
近日，有媒体披露陈毅死前，其子看父亲被疾病折磨太痛苦，曾想放弃抢救。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陈毅的“求死不能”与刘少奇、贺龙等人临死前“求生不得”的境遇大相径庭，凸显中共残酷的绞肉机本色，在中共那里，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死亡也不例外。
9月10日，大陆多家媒体都刊登南都周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陈毅之子曾因父亲痛苦想放弃临终抢救 医生答我敢吗？”文章称，1972年，陈毅临终时，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不停地给他进行各种治疗，吸痰、清洗、不停地翻身，十分痛苦。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很自然地问：“能不能不进行抢救？”他觉得对临终病人不进行各种无谓的抢救，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让垂危病人尽量无痛苦地死去也是一件符合自然规律人道的事。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