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召开时间
盘点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四中全会，发现除了1989年和2014年的开会时间分别定在6月和10月外，其他都是在9月中下旬召开。1989年情况特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了快速选出新的领导集体，稳定局势，所以提早开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四中全会历届议题
四中全会的主题很多。主要涉及经济、党内建设等重要话题。
有几次讨论的是经济问题，比如，1979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就主要讨论农业发展问题。1985年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讨论的是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党内组织规范，即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原则。叶剑英等64位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还有1999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国企改革大幕。
十四届、十六届、十七届，这三届中央的四中全会，主要对执政党建设问题做了部署。比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及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提法，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此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定了依法治国为主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新一届中央上任以来掀开的反腐大幕，层层推进，至周永康被查，破除“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而达到高潮。因而，顺势强化全党的依法治国理念，也是顺理成章。同时，针对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的强势作风，外界也有不少传言，这次就是向外界郑重宣言，法律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准绳，任何人不得逾越，包括最高领导层。
相信在这次的四中全会上，会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涉及“法治中国”的项目做更为细致的部署。包括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使审判权、检察权更为独立公正等等社会热点问题。这些领域的不少问题，在周执掌政法口时代得到固化。
人事变动
一是中央层面的人事布局。比如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胡锦涛被选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而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卸任。
二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事递补。一般来说，中央委员会的名额是有限且固定的，所以如果没有在换届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基本就没戏了，而且排名一定要靠前。因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排名是根据得票多少来的。排在前几位的候补委员，一般都会在全会中获得极为宝贵的递补机会。当然，前提是，中央委员会的名额出现空缺。怎么空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腐”。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杨金山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开除党籍的处分。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历届反腐
1994年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陈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则撤销了原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5年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撤销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按照周永康的级别，他的违纪审查，应该会在四中全会上做个了结。 [6]
相关资料
党史上的“四中全会”现象
建政之前
1974年3月，早已是风中残烛的王明在莫斯科离世。没有人知道疾病缠身下“挨”过多年时光的王明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是否会想到多年前那次改变他也一同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会议。
那次召开于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正式却短暂成为中共权力核心的开始。
历史定格在1931年1月7日，尽管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出席的37名代表仍产生了激烈争论。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5人获推举组成主席团。虽然会期只有一天，但他们非常高效率地利用了这短短的时间，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随后30多名代表参与发言与讨论。算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结论报告，会议是15个小时。
《四中全会决议案》严厉谴责了“立三路线”以及其后中央的“调和主义”，并在“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下，部分改组了中央及政治局，李维汉、贺昌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补选9人，其中包括刘少奇。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被撤销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
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9人为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
毛泽东、
顾顺章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
尽管向忠发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但实际权力却毫无悬念地掌握在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手中，中共从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
探索时期
尽管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就形成决议，着手准备召开中共七大，但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才得以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杨家岭召开，而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已经是1954年。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被视为总结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总结党内斗争经验，解决高、饶反党问题，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会议。
因休假未出席的毛泽东起草的旨在“揭露”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进行讨论后获得通过。
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之后，从1953年开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3年的任务。报告并要求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于当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讨论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各项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高度评价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4年内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各项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
1958年5月3日，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人员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未出席此次会议，八届四中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尽管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并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但事实上，在1958年5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就没有再开了。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四次话，他说八大政治报告是好的，但是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错了，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还应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了“左”的偏差，以致后来演变得越来越偏离八大精神。
文革10年中，中共组织制度遭受严重破坏，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应该在1961年即召开“九大”，但是这一会议一直延宕到1969年才得以召开，并且此次会议在令人无法理解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中开始、进行，直到结束。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各次中央全会所做出的决议基本不具备任何正面意义，在中共拨乱反正之后的正式文件中，将九大评价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共十大延续了九大的错误并且在通往谬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才得以拨乱反正，中共也才走出险地，重新回归到正确的历史道路上。
改革年代
彪炳中共党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到10个月，中共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华国锋作为党主席主持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十一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与深化。
6年之后，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上，除了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之外，叶剑英还致信中共中央请求不再担任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这是一批中共元老离开权力中心，中共加快新老交替的重要标志。全会以致敬信形式向叶剑英与黄克诚表达了对他们主动退出权力核心的感谢。
十二届四中全会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这从客观上加快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年轻化的进程，凸显了党章中规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终身任职的规定的可操作性。
1989年6月，全国各地恢复平静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江泽民、宋平、李瑞环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党的建设”成为1994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此次会议在集中讨论之后，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这个被称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期待这一文件能够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黄菊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姜春云得以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是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这项决定中，确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高度评价国有企业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确定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依据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企业由国家控股。继续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着力培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在此次会议上，胡锦涛获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被视为胡锦涛将能够完全接掌最高权力的标志。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成为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词汇，在此次会议上，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曾庆红就《决定(讨论稿)》作了说明。这被视为中共着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证执政地位稳固的诸多努力之一。此次会议上，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获得全会同意，胡锦涛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基本沿袭了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一贯主题，党的建设仍是此次全会的主要内容，2009年9月15日召开的此次会议听取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决定》在肯定中共成就的同时，承认党内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中共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今天，中共已走过90多年，回望历史，历届四中全会都对于中共的发展前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形成了相关的决议，几乎形成了“四中全会”现象，而中共与中国的命运，也往往因为“四中全会”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