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信普世价值，总跟国人贩卖“落后就要挨打”的陈货，贩卖的不嫌可耻，购买的也不知道傻帽。其实，如果真那么痛恨火烧圆明园的“鬼子”，至少应该问问为啥被烧。
八国联军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
（1）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顺理成章。
（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所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颠倒黑白，强奸历史。这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铲除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拳打洋人；义和拳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拳匪焚烧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华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铁路，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
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北方几省和京都。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不是汉奸，才能免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
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二毛子”，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
各国一再请求清政府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西方在京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双方爆发了战争。战争中需要谈判。于是，打不过人家的满清朝廷，居然以谈判为借口，把以巴夏礼为首的39人的英法谈判使团给抓起来。
抓就抓了，还判这39人以“叛逆罪”（洋人叛谁的逆？）投入大牢。而这个大牢，就在圆明园。
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据说那21人死得非常惨——“被关在圆明园的俘虏就惨多了，双手被捆，整日下跪，3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4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3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看到了这些场景，联军怒不可遏，对大清的野蛮忍无可忍。联军的总司令额尔金表示，必须要给清朝一个惨痛的教训。因为这些俘虏是在圆明园内被虐待而死的，所以要烧了这个园子。
当时，法国有个将军叫孟托班，他建议烧紫禁城。孟托班说，圆明园不设防，不算交战区，烧这里不好，要让清政府好好记住这个教训，那就烧皇宫，让他们更疼，才能记住。
但额尔金不同意。额尔金说：烧皇城，相当于烧北京，北京百姓又没惹咱们，为啥跟人家百姓过不去呢？圆明园是个私人园林，还是虐待我们俘虏的地方，就烧这里吧。
于是，圆明园就这么被烧了。烧之前，额尔金在北京城贴了张告示说：“任何人，无论贵贱，都要为自己的欺诈行为受到惩罚，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对皇帝的惩罚。与此无关人员不受此行动影响，唯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朝有个自媒体人叫汪康年，他写了个书叫《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里面记载了一件好玩的事。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准备放火，却发现没有点火的东西，“各军并无火器，唯有水桶、水锅而已”。听说联军遇到了困难，附近海淀百姓纷纷带上火盆、秸秆赶来，助洋人一臂之力。汪康年记载，英法联军放火后，中国人跟在后面“到处引火延烧”，让火势扩大。这些清朝百姓完全不觉得圆明园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最大的愿望是能跟老外一起多抢点宝贝出来。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联军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联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联军死伤几百人）招来更大灾祸：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
而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
这就是圆明园被烧的大致情况。皇帝为了自己不受屈辱，引来了一场战争，再因为自己的野蛮无知付出了圆明园被烧的代价，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无聊的一场战争。
但是，一百年多年过去，有些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皇帝家的私人地盘被烧了，人家自己的老百姓跟着去打砸抢烧，一点不心痛，我们后人却恨得咬牙切齿；当年清朝皇帝本人的屈辱，突然变成了人民的屈辱，国家的屈辱，民族的屈辱。这是个不太好笑的笑话。
我们的历史书没有讲过这段历史。历史书的作用是培养我们记住圆明园被烧的仇恨，而不是让我们知道圆明园被烧的教训。这是比圆明园被烧更可怕的事情。
中国近代史上，的确因为落后挨了不少打，但是更有许多的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挨。一是中国人做事不按规矩出牌，比如义和团袭击外国大使馆，杀害谈判代表，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别说现代世界，就是古代中国也懂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二是自我封闭，不对世界开放。这道理已经不用多说，现在不用外国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搞贸易，我们就是允诺许多优惠条件还怕他们不来呢。
中国就是有这么些人，都21世纪了，还在坚持落后就要挨打，生怕被颠覆，反对对外开放，跟当年的义和团、慈禧太后毫无区别。也不想想，把昏庸的、脱离世界的、只知道要权力不懂得为民生的慈禧太后赶下台，难道就是不爱国？！
说起爱国，近年来中国大陆似乎改变了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一般评论认为，邓时代的外交基调是韬光养晦。也就是遇到领土纠纷、利益纠纷都是绕着走，尽量避免对抗。以此来换取国际环境的容忍，保证经济建设。这在邓小平时代也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十年文革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引起人们的警惕。如果不把姿态放得更低一些，怎么能偷偷地发展实力呢？当时的邓小平也只能韬光养晦。
现在，中国的实力已经增强了，可以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因此而真的准备打仗了。所以人们都十分紧张，时刻警惕着不要擦枪走火。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不见得。从外部条件看，要打仗也要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不可能东西南三个方面作战。现在的中国大陆一会儿弄一弄东边的日本；一会儿弄一弄南边的菲律宾；最近又和越南搞得不亦乐乎。这像是要打仗吗？！假设现在中国大陆真的和其中的一方打起来了，那么其他几个被挑衅的会没有任何动作？前边打着，后边还被人家抄了后路。这样的仗就是拿破仑来了也没法打，必败无疑。
从国内形势上看，也没有打仗的道理。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希望靠反腐败来重建社会信任。贪官污吏抓了一些，大部分却动不得；现在，老百姓对反腐只是看热闹，再也不能激动人心了。也许，打一仗就能激动人心。但这个想法不仅天真，而且很不现实。最近的军中反腐败揭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军队腐败到这个地步，怎么能打仗？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就是个很好的教训——所有方面看上去都绝对强大的中国大陆，只有政治落后加上官场腐败，轻轻松松地就败得非常彻底。
现在仍然是政治落后加上官场腐败。即使军事装备上稍占优势，又怎么能逃脱甲午战争的结局！所以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确确实实在作秀。
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就是周边国家没有愿意占领中国大陆。这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利益而是负担。而且和中国大陆互相挑衅的日本、越南、菲律宾，也和中国大陆有相同的目的。这就是借助于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但他们分寸都把握得很好，走到惊心动魄就见好就收了，绝不会走到真的打起来的地步。
那就没有危险了吗？不是。除日本之外，中国大陆、越南、菲律宾都不稳定。以中国大陆为例：内部矛盾尖锐激烈，掌握重权的大贪可能会铤而走险。除了直接造反之外，挑起中外战争以便浑水摸鱼，也是造反的另一种方式。
而在爱国主义狂热的掩盖下造反，比直接造反风险小。战争一旦发动，就没有人关注反腐败斗争了。最高当局也必须集中精力于国际斗争，无暇内顾。无论战争是胜还是败，那都是国家的事，而不是贪官污吏的胜败。他们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所谓擦枪走火的危险。
真正的危险不是无意间的擦枪走火，而是有计划的擦枪走火。
事实上，中国大陆和周边国家并没有重大利益纠纷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而是各国政客虽然目的不尽相同，却都是在做政治秀，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战争秀。这种政治秀不会给各当事国带来任何利益，一不小心还会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
说到底，民族主义只被利用作为贪官煽动民粹的工具，例如造成冲突的南海油井，有几多资源最终是进入了中国大陆贪官的口袋？又有几多入了国库？又有几多真正用在中国人身上？这才是中国大陆永远不敢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