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论是他的战友、同事，还是他的“干女儿”、警卫，乃至至亲。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专案组（亦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或中央专案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实际上，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专案还是文革期间的刘少奇、贺龙等专案，都是依据中央专案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

中央专案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而专案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1966年的5月20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专案委员会下的彭真专案组的组长。中央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专案会议等等。其他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陈伯达主管的陆定一专案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交班于康生，但是都认为，在整个文革期间〔除周恩来病重期间和去世之后〕，负责中央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并且由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随着文革的深入，此专案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调查，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专案委员会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揪出、批斗、逮捕、关押都是由中央专案组作出决定。

自1967年2月起，中央专案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最重要的是，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中央专案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专案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专案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专案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789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126位解放军军官担任专案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小组正副组长。

在1967年的秋天，中央专案组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中央专案组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专案组：例如彭真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此专案组主要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例如彭德怀专案、罗瑞卿专案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专案等。

以贺龙专案组为例，称其为主案祖，下面设17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样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样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续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等。

1968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例如”抓叛徒专案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文革期间，为中央专案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1967年10月，中央专案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专案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但是中央专案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1970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一年后又有了林彪专案。1975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专案，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随即撤销。但是最终撤销中央专案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专案。

周恩来亲自造成的同志兄弟女儿冤案

曾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回忆录《岁月艰难》中说，文革开始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从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为止，中央共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林彪批准。

而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铭在1994年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则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这正是周为人究竟如何的明证。至于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护的，并非周有什么善心。

认为刘少奇“该杀”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对此，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早已达成共识，即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代表正是刘少奇。

1966年12月，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刘少奇随后被彻底打倒，并被“严加看守”，直至惨死。

而在整垮刘少奇的过程中，周恩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是他在1966年7月底，与清华的蒯大富两次见面且详谈达6小时之久，之后将刘少奇、王光美派工作组入清华，“压制造反学生”的事儿向毛做了汇报，给毛向刘少奇发难提供了弹药。

后来，周恩来在毛的授意下，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在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2014年9月30日百草止水博客的题为《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文透露，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之前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表态支持批判彭真

据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披露，1966年，身在武汉的毛借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之机，决定打倒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而其最终目标正是指向器重彭真的刘少奇。3月，毛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其意见。

虽然对彭真并无太多好感，但此前周与彭真并无直接冲突。在毛的指令下达后，周恩来经过两天的考虑，正式写报告给毛，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彭真不得不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而从国外回来的刘少奇也默认了这一结果。

很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批判，并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职务。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在会议发言中，周恩来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其处处都在向毛表忠心。他表示：“要跟着毛××。毛××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恩来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周恩来说“这些人都是无耻的”。也因为周恩来的话，瞿秋白被掘墓毁尸。

5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专案审查委员会，彭真等人被打倒后被监禁，其85岁的老母和弟弟均被批斗折磨致死、侄子傅汝正因迫害绝望自杀。

教训朱德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开会批评朱德时，周恩来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还教训朱德说：“毛××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出卖贺龙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早年曾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之下，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南昌武装暴动。此后，贺龙加入中共，并在中共建政后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其自认是周恩来的“莫逆之交”。但令贺龙没想到的是，文革中自己危难之际，周恩来不仅出卖自己，还落井下石。

据薛庆超《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一书，文革爆发后，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1967年1月19日，周和李富春奉毛命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周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想为自己辩解，但周却不让他说下去，并称给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秋天再接回来。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香山附近象鼻沟的一个地方。这与官方所言的是中央军委工作人员趁周恩来不在家时带走的完全不同，应是周主动“出卖”贺龙去接受审查。

其后，在毛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选择了坚决执行。他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并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而在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更是将贺龙定性为“叛徒”，最终致其惨死。

另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谈话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内幕。

姚监复称：“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显然，按照姚监复的说法，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贺龙的刽子手之一。而且，对于贺龙的惨况，周恩来也是知情的。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林彪事件以后，毛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并在1975年6月9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他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这是怎样的变色龙！

签署逮捕令 抓捕干女儿孙维世

文革期间，由江青直接授意害死的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1927年被民国政府处死，当时孙维世6岁，周恩来认其作干女儿。另有消息称，仪态万方的孙维世与毛和周都有不正当关系。

1968年3月1日深夜，一群人冲进孙维世家中，将其逮捕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像”，而正是周恩来亲自在逮捕书上签字同意，连夜审讯。

几个月后，仅47岁的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裸体，浑身布满伤痕，四肢被手铐和脚镣紧紧的锁著。据悉，孙维世死前曾被看押她的人授意犯人剥光衣服轮奸，死后家人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一颗长长的钉子。据说其被捕后一直期盼著周恩来去救她。

下令逮捕亲弟弟

据周恩来侄子周秉钧回忆，中共在查找刘少奇王光美问题时，也审查了他们的亲属，包括王光美的二哥王光琦，而王光琦与周恩来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交好，他们四五个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顿饭。后来名单被报到了中央文革，江青批示让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就此给毛写了一份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毛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于是，在1968年，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了周同宇。周同宇被北京卫戍区的人抓了起来，被关了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而周同宇被逮捕后，其儿女们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提和求情，直到1981年才知晓一些内情。

出卖贴身警卫

成元功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从1945年19岁时就开始为周工作直到1968年，历任周的警卫秘书、卫士长。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3月，因“阻挡”冒犯了江青，被迫接受“改造”。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周的老婆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东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邓颖超的一句话暴露出，周恩来为了自保可以出卖一切人。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正式成员，但却主持其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但是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专案组的关系并不明朗。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恩来。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专案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专案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专案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专案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专案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例如在1967年10月8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10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

由于中央专案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专案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

为了配合中央专案组的工作，1967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专案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专案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

对于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专案组内部，对有关专案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专案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批准。有当事人回忆：1968年6月8日，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多达88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名被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每个专案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1262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68年9月24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专案组的专案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专案组重组，在1971年10月3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专案审查的意见，1975年2月底至3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专案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指示解放了许多被专案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片语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1967年5月19日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专案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专案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专案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革命元勋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出于私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