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变迁，藏在春运里。
01
春节，曾经也是春“劫”。
很多90后、00后可能都不敢想象，曾经在奔赴这个阖家团圆、共叙天伦的幸福节日之前，有数亿国人必须先丢弃尊严，经历一场焦虑、沮丧、愤怒、甚至屈辱的迁徙。
你能想象数十万人逼爆广州火车站的场面吗？
你能想象两天冻晕两百号人、旅客被迫当众大小便的失控场面吗？
你能想象所有人一边推着挤着害怕被踩死、一边又委屈抹泪“死也要回家”的春运场景吗？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如此不堪的春运回忆，发生在2008年。
（2008年广州火车站场景）
2008年，一场50年难遇的雨雪冰冻灾害横扫中国南方。南方地区的电线网络没有做好准备，几乎被冰雪击溃。而1月25日，湖南一座高压电塔的倒塌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冲垮了三百多公里外的广州火车站，当晚，在京广大动脉上，数十辆列车被迫停在京广线南段上。
而广州，作为京广线的起点，成为了矛盾爆发的地点。26日，广州站滞留旅客达到了10万，广州被迫启动最高级应急预案，27日，滞留人数增加至17万，28日，有12万大军再次涌入车站广场，1月30日，铁道部统计，广州地区滞留旅客人数已近80万。
冷雨、饥饿、失控、骚动，每当前面的闸口一开，人声突然“哗”地向大潮盖过，人群疯狂往前挤，纪录片《归途列车》记下了当时的场景，“恐怖”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广州火车站。
旅客频频和武警发生冲突，当时有武警对旅客喊话：“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传来喊声：“我死也要回家！”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售票，所有人都要挤到火车站去买票、退票，在寒冷的广场外面排长队；那时候，稍有不慎，就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公共事故；那个时候，为了回一趟家，真的完全放弃了个体尊严。
在汹涌的人潮中，甚至无法找到个体于这个国家而言是什么位置，为什么一边是在“骄傲筹措举国盛事”，而另一边普通人却在忍受这样沉重的迁移。
穿越十年的人潮涌动，中国人终于慢慢从春运的痛苦中走出。
体面出行，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02
春运，看似无关宏旨，但春运痛苦指数下降的背后，实际是一个时代的转变。
2014年，春运发生了一次深刻转变，当年度，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达到峰值36.14亿人次，随后的5年里，再无上过30亿人次。
按理说，交通更发达，应该能在春运期间运送更多的旅客归家，峰值要逐年提升才对，为什么到了2014年峰值就开始下降？
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个数据也达到了峰值：2.52亿人的流动人口规模。从此之后，连年负增长，到2018年已降至2.44亿。
2.52亿这个宏观数据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后无数支撑起“中国制造”的家庭的骨肉分离，是一代农民工在大城市中的挥汗如雨、夹缝求生，是一代白领忍受工作高压的背井离乡，也是春运那一句“死都要回家”的悲情来源。
国家卫计委数据表明，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时间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4.8年升至2016年的5.7年，人口流动的稳定性增强。
而现在流动人口规模的逐年下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春运的压力。
03
在春运和流动人口峰值下降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几个深刻的时代变化。
第1、城市化进程加速。
在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才刚刚迈过50%的及格线，到2018年接近60%。
对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都在80%以上，都市圈甚至能达到100%，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只有当城市化不断深化，只有当你我不再颠沛流离，我们才不需要在春节的时候耗尽体力精力大打春运之战，只为奔赴一场团圆。
第2、人口加速老龄化。
春运可能慢慢不再拥挤，但从人口结构这个角度来看，实在不算好消息。
中国人口发展处在重大的转折期，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在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已经连续7年负增长，到2018年已经少于9亿人口。劳动人口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
劳动力供给量减少，传递到就业人数上，就意味着出外打工的人也变少了。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已经出现首次下降，预测今后几年还会继续负增长，所以可以预见，今后春运的压力会逐年减少。
但为什么说不算好消息呢？
因为与此同时，老龄化加速向中国逼近。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4亿，占比达到17.3%。
这么一来，新一代打工者可就不能着急计划退休的事情。前阵子安倍在达沃斯论坛上介绍他执政期间如何让一个老龄化国家再造希望，其中提到，有200万65岁以上的日本老人重新参与工作持续就业。仿佛看到中国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
第3、制造业的变迁。
制造业之路越走越窄，转型升级还没完成，已经受到房价暴涨、人力成本渐高、税负难降的挤压，具体不多说，但我们多少可以从珠三角春运期间的摩托大军数量窥见一些改变。
摩托大军是珠三角特有的春运形式。珠三角的工厂放假之后，很多工人都会采取开摩托的方式返乡，在春运期间，从广东流到广西的返乡摩托大军都会经过梧州市。而据梧州市交警部门统计，途径梧州市东出口的春运摩托车流量从2013年的25万辆减少至2018年的5.5万辆，军团已经变散兵。
2019年经济形势承压，广东制造业PMI还处于停止公布的状态中，我们无从得知从业人员数的具体变化。不过，梧州市交警部门根据往年数据预测，今年还将比去年再减少！
减少的数量约5000辆。
第4、社会阶层加速分化。
《啥是佩奇》这部火爆到能在A股燃起一把火的小短片，恰好也揭示了2019年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反向春运”。
反向春运，在社交媒体上突然间就火起来，就像是很多家庭都参与其中，就像传统的家庭关系已经开始大面积瓦解，但实际上，这只是少数家庭的事情。
网上能找到的反向春运数据是，“携程大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是“反向春运”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
上周春运开始，我的同事在西安飞回广州的航班上，也发现今年的航班不像往年那么冷清，飞机上很多的老人家，很多还是头一次坐飞机，新鲜感很足。
机票订购网站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观察。飞往十大热门城市的携程机票订单中，儿童旅客占比同比增加39%，50以上旅客占比同比增加42%，“四老一小”订单显著增长。也就是说，有不少人把双方父母都接到自己身边过年。
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儿女要在城市里得有房，还不能少于两室一厅。
在《啥是佩奇》的短片中，老爷子被儿子接进了城里过年，儿子开车去接他，可见儿子在城市里也混得不错。
不可否认，反向春运是城镇化的进步，也是无数个体价值实现的结果。
不过，实现反向春运，要么能支付机票，要么有车去接送，要么有房可以住，这随便哪一项放到普通农民工身上，都不是一件轻松事。
大多数的农民工，仍旧要挤上那列归途列车，他们无法给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承诺更好的成长环境、更优质的教育，只能尽量带上让孩子开心的礼物回去。
中国春运，加速呈现一幅阶层分化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