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有淫乱的传统，苏区混乱的男女关系曝光

    3、 不规范婚姻

    那个时代及特定人群的观念中，结婚不需要法定的形式，同居就算结婚。只要这种同居不是秘密的，而且二人以夫妻相称并与外界交往，这样的同居就被视为被较广泛认可的结婚。这自然避免了私人子现象，但却因此而多了朝三暮四和朝秦暮楚者。

    4、 革命伴侣军中寻

    当时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者，被视为社会的另类甚至匪类，算得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群。为了寻求革命伴侣所需要的共同语言和长期相守，他们从“同志”中寻找伴侣的想法和做法应该是十分理性的。如果说当年周恩来没有选择那位和他在一起留法的漂亮小姐而选择了远在国内又不是很漂亮的邓颖超，是长期匹配性考虑，则战争中的许多将军从自己的队伍中找寻伴侣也就顺理成章了。

    贺子珍是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时唯一的女战士，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但她后来仍然众望子成龙所归地成为毛委员的“压寨夫人”。而伍若兰和康克清这两位朱德夫人，也分别来自当时的农民队伍中的女军人。

    一方面军长征，有三十位女士相随。这三十位女士，或者已经是各位领导人物的妻子，或者分别在后来成为领导人士的妻子。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更是早就被称为“配偶团”或“配偶集中营”。在政治部门的批准下到配偶团去选老婆，是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们公开的秘密。（给领导预备日的团）

    5、 未经多少过渡和适应的再嫁或再娶

    与当年太平天国的禁欲逻辑相比，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并不想作苦行僧。虽然因为资源过度稀缺而设定了类似“二五八团”的规矩，人们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组成自己的革命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看上去或感觉起来根本没有经过多少适应或适应的再婚或再嫁也就不断地发生着。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刚刚离开延安，江青就顺利地取得了替补资格。她的这种填坑方式的入主，让她自己也产生着相当的不安定感。后来她一次次地赴苏养病中，她就万分地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贺子珍。（若不是50年代周恩来不同意毛与孙维世结婚你可能就长呆苏联吧）毛泽覃和贺怡夫妇，也分别有过多次这种情况的再婚和再娶。还没有从前夫的牺牲中走出来的刘英，仍然在长征后迅速地嫁给了张闻天。曾经是毛泽民夫人的朱旦华（生毛远新），在毛泽民牺牲后也嫁给了方志纯。

    6、 妻子在战友之间的“转移”

    如果说因为伴侣牺牲或谣传牺牲而再婚再娶还相对合情合理的话，在丈夫还没有死去甚至就在自己的不远处的时候就选择改嫁，这实在有些铁面无情。比如金维映（阿金），曾经先后嫁给过两位中国革命史上的超一流领导人（邓先生和李维汉先生），似乎并不是什么佳话。而蓝苹其人在黄敬已经出狱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同唐纳等同居，（后搞得唐纳叔叔要跳河自杀）又在黄敬来到延安的情况下高攀了房中清冷的毛先生，（毛先生房中会清冷吗？）也有些让人目瞪口呆。

    7、 以工作或革命的名义的“结合”

    从为了工作方便的假结婚到真结合，在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看来，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道德或信义的鸿沟。陈铁军夫妇在刑场上的婚礼，就这这样一般革命道德的完美体现。陶铸出狱后，在自己的领导的地盘上盛情挽留了从此经过的曾志，并在此后不久与其结婚的故事，也似这样的浪漫结合。

    8、 伴侣的选定、指定与圈定制

    因为长时间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军队的诸多高级将领们或者妻子牺牲或失散或者长时间孑然一身，一直成为组织上的关心对象。当部队或学校里有了合适的候选，他们便一次次地被拉去相亲。所谓相亲，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比如到那个单位去讲话、视察，顺便看看有没有中意的姑娘，这几乎是不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女当事人可能蒙在鼓里，也可能是纯粹的被动候选者，甚至有时会丧失最基本的主动权。

    通行的程序是：先由将领们去选，选中之后告诉介绍人（有时基本上就是组织的代名词），然后由组织去找那个被选定的女孩谈话，只要不是特别的反感，她也就被纳入了考察和培养对象，其他人再也无权染指。等二人的非正式交往达到了某种程度，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恋爱过程的婚礼。婚礼之后，这个女孩就得从学校或原单调动出来，随着丈夫（如果丈夫的级别足够高）的部队一起行动。延安在一九三六年以后陆陆续续办起了许多全国招生的学校（如鲁艺、陕北公学等），这些学校也就为共和国的将帅们培养了许多性侣。如林彪、彭德怀、贺龙、左权、陈毅、陈赓等，基本上都是适用的这个程序。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对将帅们遗孀的访谈录，也与当年的老夫少妻间的年龄差距有很大的关系。

    即使是在适合条件的女子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高级将领们仍然可以拥有先行挑选的权力或机会（有点象清庭时的选“秀女”）。同理可证，如果一个女子准备结婚，她可以选择的范围也会是很大的。如果恰好她的标准是官衔的高低，则级别相对较低的追求者的成功概率必然要低很多。况且，一旦前面有一位高级将领选定了一个对象，这个女孩子就极可能被圈定或保护起来，别人不再可能越雷池一步。也因为这一点，低级军官们的牢骚便不可能不多起来。当年黄克功追求刘茜不成而拔枪杀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被羞辱了自尊心后的怒不可遏。因为自己的魅力不足够大而不能搞定那个女孩的社会原因，是他所不能控制的。一个大男人连个老婆都找不到，他在冲动和纷乱的心境里定然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与其让自己看好的女孩嫁了其他战友而自己丢脸，不如用杀人也等于自寻死路的作法唤醒人们注意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黄克功被逮捕并枪毙，间接意义上也因为他浪费了一个珍贵的“妻子”名额吧：粗豪将军，真是不知怜香惜玉，且暴殄天物——确实该杀。

二、 婚配

    婚配中的“配”，在这个时代可以同时有三种解释：一是配偶，即成婚或为公众所认可的同居；二是搭配，即相对自由的组合；三是分配，即由有关部门主要听从一方（一般是男方）意向的指定。

    说这个时代的男女关系是迷乱的婚配，便是说不仅仅婚姻关系比较随意散漫，自由组合也颇有些抢宝的游戏意味，而那不问爱情也不问是否般配地就往一个大床上一扔的作法，也确实是有点把女人当成财产进行分配的怪味。

    于是又回来了文章起首说到的那两篇文章即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所述及的况味。婚配上的不平等让男人大量多于女人的圣地延安出现了男女关系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八大美女”被林彪这样的奇貌不扬者“霸占”，虽然叶群未必是处女。而那些嫁做将军妇的女人们，却又从此被新的婚姻法则限定在牢笼中，不经丈夫的许可而不得离婚。尤其是文化人，生性活泼的她们极可能会被丈夫们认为是行为不端而受到虐待，而她们在这些功臣们面前则再也没有可能象之前的姐妹们拥有移情别嫁的权利……

三、 因由

    机械而津津乐道当年男女关系的迷乱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但探究这种迷乱状态的产生原因则会有趣的多。

    一些爱过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互相之间达成的默契。比如毛泽东就曾经与蔡和森、蔡畅兄妹有过“终生不结婚”的约定；毛泽东也曾经盛赞蔡和森与向警予之间的自由同盟。虽然这些当事人并没有完全遵守他们曾经的约定，但自由的种子却深扎他们的心底。在这之后，自由地选择伴侣并自由地舍弃不再有感情的异性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受首先和法律的制裁。 向警予与彭述之就是这种关系！一边说与蔡和森的爱情没变，一方面却与彭述之同居在一起！

    制度上的纵容是造成这种迷乱的直接原因。比如在苏区制定的婚姻条例中，对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都予以支持。最为热闹的一段时间，要求离婚的妇女挤破了中央政府的门槛。让已经死亡了的婚姻因离婚或自由恋爱这一法宝而重新盘活，不仅仅让那些感觉不幸福的男人女人们享受了一次性解放的感觉，也让那些按照旧的体系自己必然处在规则之外的男人女人们有了结婚和性爱的机会。与这种自由化的法律倾向相联系，恋爱和结婚的自由也在百姓中扎下了根。《小二黑结婚》虽然创作于较晚的时期，但也确是对这种自由规则的一种简单地图解。

    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局面，让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们“难得偷来片刻逍遥”地抓紧享受爱情或男女之欢。试想，一个随时都处在生命威胁中的人，还会那么温温而雅地玩味花前月下和海誓山盟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吧，“赶紧日”吧，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吧。

    女子资源的严重短缺这一恶劣局面，加重了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不可理喻的迷乱婚配。参加革命或革命的同情者中，女子的比例本来就小，如果象现在那么去计较是不是处女、是不是曾经结过婚、是不是有过复杂的婚配史，就连眼前的机会都会丧失。

    革命时代的业余生活过于贫乏，也让结婚组织家庭成为一件颇为风光和多彩的阅历。吃了上顿没下顿、活了今天没明天、走了这村没那店的单调生命中，娶妻生子肯定是相当喜庆的事情。只有那些找不到老婆的边缘人，才会抱怨别人娶的妻是不是处女。

    特定地区男女关系的放松，也让迷乱的婚配并不被人耻笑。毛泽东上井冈山，用他的出众才能迅速打开了周围的局面。不仅仅是袁文才，即使是贺敏学、贺子珍也不想让这位毛委员因为没有“恒心”而魂不守舍。给他找一位压营夫人来安定他的心，恐怕也是整个井冈山人的共同心愿。毛泽东与贺子珍成为革命性侣的第二天就有军官上山道贺，恐怕就是这种众望所归的一种证明。

    战友间相依为命的革命感情，形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语言，只有适当的因素催化，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与合适的对象相濡以沫。这种加入了相当革命战友万分的爱情，应该是今天某些根本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爱情基础的儿女情长所不可能媲美的。

四、 转向

    分久必合。乱而后治。迷乱的婚配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得到了相当程度地改善。战争年代里积久形成的婚配被最终定格。从过度自由发展到过度禁锢的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