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指示,赵紫阳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赵紫阳多次邀集一些有关同志研究政改如何起步的问题,并于1986年11月7日召开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近期改革目标如何提法,仅讲”制度化”含意不清楚,没有前提;2、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怎样提更确切,党如何实现领导;3、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党政职责如何划分,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干部管理,人事制度等;4、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了以下讲话(大意):1、对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的利弊要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简单化,一概否定。他说:不能说我国的政治制度只适用于战争年代,不适用于和平环境,只适用于抓阶级斗争,不适用于和平建设,因为事实上这种制度在解放后巳经运行了三十多年,虽然弊端很多,严重影响着社会进步,但它毕竟已存在了几十年,如果根本不适用,它就完全成了人为的东西。现在我们搞改革,深感阻力很大,改起来不那么容易,这也从反面说明现在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2、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还有一个好处,即存长去短,保留长处,克服短处,名符其实的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说,我们原来政治制度的好处,一是人民意志比较统一,宏观决策快,二是分配比较平均,就业面广。缺点是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不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理顺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重点要解决好党与政府、人大、政协之间的关系,防止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或一个人手里。要研究最后达到什么目标,在我国不可能搞三权鼎立的制度,党政分开,只能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去实现。当然,一元化领导不能层层逻辑到基层,支部书记也是一元化领导。要研究过渡的办法,没有过渡办法,目标也难达到。赵紫阳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11月6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向书记处汇报了政改研讨小组会议的情况,得到书记处的认同。此后,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了大量工作,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设想和近期目标。近期目标和措施大部分被吸纳到赵紫阳在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和民主政治色彩的一份政治改革宣言,报告中提出的政改方案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
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早在1979年7月,中央就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决策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侨乡和沿海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人才和资金,发展对外贸易,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特区。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权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又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
赵紫阳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的思想如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动,不停地运转。他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事业无限热心,无限忠诚。他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尽快富裕起来,强大起来。他工作深入,作风扎实,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1987年他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他对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依据和方针政策措施作了详细论证。赵紫阳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为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个战略设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是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裕,素质较高,费用也低,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区的情况。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也是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
(二)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主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三)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销售网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主要措施是:
1、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广东、福建两省,过去九年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成绩显著,经济搞得较活,发展速度很快。中央决定,两省继续先行一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扩大开放,对金融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房地产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及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海南岛现在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建省后将确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放宽、更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2、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85年初,己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9个市49个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两片由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新增两市46县。现在准备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开放区扩大到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区。这样一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将形成有32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6千万人口的连片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给经济开放区的政策主要是:5年内进口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免征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八折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地区的开放,国家基本不增加财政、信贷、外汇负担。
3、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几年来,我国外贸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没有触动长期存在的外贸企业吃中央”大锅饭”的弊端,没有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这是我国外贸体制一次大的带有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改革。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话,就是”统一对外”。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要把责、权、利统一起来,促进工贸、技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使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做,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专门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改革的方向对头,目标明确,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这项改革搞好。
4、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目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现行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讨论多次,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3月4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养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为了抓紧组织实施赵紫阳提出的、党中央决定的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8日,我在上海主持召开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的发展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另外,令人敬佩的是,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一直保持着着战争年代养成的那种艰苦朴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多次陪同赵紫阳同志到各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往往都是坐在一辆面包车上,和大家一起交谈,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从不搞假现场,从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1983年,赵紫阳、胡启立和我一起到新疆调查,在牧民帐篷里,和维族、哈萨克族的牧民亲切交谈,一起跳舞,到中午一起喝马奶、吃羊肉,各族人民十分高兴。在喀什期间,还和群众一起赶”巴扎”,没有戒严,没有清场,气氛十分祥和。1986年春节,我陪赵紫阳走遍海南调查研究,到黎族同胞聚居的通什一起过节。即使出国访问,也是尽量精简人员,不讲排场,节约开支。据我所知,赵紫阳总理一九八五年出席联合国四十周年庆典,只带了少数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我住驻纽约代表处;会见各国政要都是在联合国大厅里找个房间进行的,不住高级宾馆。时时处处保持本色,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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