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旧文重贴为李克强站台：赵紫阳的功勋无人能抹杀

    　　赵紫阳清醒的认识到，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 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　　

    　　1980年初，赵紫阳调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他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总理。

    　　起初邓小平让赵紫阳当总理，赵并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当总理真可谓难矣。特别是在那时的中国，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国家，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要当好总理则更为不易。1980年初，当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曾到邓小平门上再三陈词，请求不要让他来北京，理由是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勉励他说：”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在实践中锻炼，会把工作搞好的”。又说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才２０多岁，知识也不多，不也干得挺好嘛，关键在善于学习。赵紫阳再不好推辞了，只好走马上任。这一段话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后，向赵紫阳请教时，赵告诉我的。

    　　赵紫阳不辱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总揽全局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时，正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赵紫阳面临的任务繁重艰巨，他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开辟光明的未来。他在日理万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时，始终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稳定。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开放，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粮油购销、劳动工资制度和物价体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等，都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划、稳步推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国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的试点，以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了 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五谷丰登，人民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调整价格体系，涉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九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痛定思痛，深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针，被称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尖锐的抨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时的邓小平确已看到了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弊端，是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1986 年6月10日，我陪同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经济情况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又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我把邓的谈话整理成文，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此后，邓小平又在多个场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要赵紫阳先找一些人进行准备。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9、10、11月曾多次开会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2日、9月4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去青岛出差未参加）。在9月2日的会议上我发表了以下意见：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领域比较广泛的问题，现在各方面议论很多，当然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企图影响我们的改革方向，但作为书记处必须冷静对待，不可操之过急。我认为当前一下子要全面展开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先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１、党政职责严格划分，２、政企分开，３、权力下放，４、精简合并政府机构。胡启立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设计一个什么模式，美国的、苏联的或者其他什么的。”在四日的会议上议论了参加政改小组的成员，最后，胡耀邦说：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既存在高度集中，又存在高度分散。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中央国家机关科以上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二是同意成立一个班子，请紫阳同志挂帅，启立、纪云、兆国同志参加，乔石同志是否参加，再考虑一下。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十三大报告、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工作外，又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由赵紫阳牵头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小组成员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彭冲等四人。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决定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胡耀邦说，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是在小平同志那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