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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口述:我是通信工程师,我在曼哈顿地铁拉二胡

下班之后的陆敏浩在纽约地铁F车地兰西站(Delancey St. )
经常进出纽约曼哈顿地铁F车地兰西站(Delancey St. & EssexSt.)的通勤族都见过他——一位华裔二胡演奏者。他通常怀拥一把胡琴、依柱而坐,屏气凝神双目低垂,随着他双臂的摆动,悠扬的琴声如高山流水般一泻而下,在封闭的地铁站台上清音绕梁、久久不散。一拨拨乘客在这个东方人身旁驻足,一拨拨路人因琴声而流连忘返。地铁车轰隆而过,上下车的人潮汹涌,而拉琴人不抬头也不抬眼,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琴声中、犹如在自己的琴声中呼吸。

陆敏浩,不是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也不是穷困潦倒的地铁艺人。他是纽约一家船用通信系统公司的工程师。8小时以内,他是电子通信工程的技术人才,8小时之外,他属于纽约地铁音乐家的一员。“我从心底喜欢二胡!”,一句话,两个不同角色之间不再有距离。

不离不弃二胡情缘

我父亲早年留学美国,回大连后在大学教书。1966年我未满10岁,我家从教授楼搬进小平房,我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一个小伙伴送了我一只刚出生的兔子,养到七八斤重时我把它拿到市场卖了,换回5块钱。那时候5块钱是“大钱”,有5块钱的孩子简直就是百万富翁了。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把胡琴,当天晚上,我们家里响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锯”二胡声。

1969年,我家下放了,一辆大卡车将全家送到大连远郊的乡村。那是一个没通电的穷乡僻壤,无数个漫长漆黑的夜晚,只有二胡陪伴着孤独的我。乡下每年农闲时要唱大戏,乡亲们就推荐我去拉胡琴。不久我认识了中央戏剧学院一位教师,他精通钢琴、小提琴和各种民乐,同样也被下放农村。他教我认识了简谱,我跟着他还参加了当时革命样板戏的演奏。

后来农村通了电,村口的大喇叭经常播放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作品,我从此如着了魔一般,只要听见闵惠芬的胡琴声,我立即扔开所有的事冲向村口,站在喇叭下听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喜送公粮”“红旗渠水绕太行”“赛马”,闵惠芬当年的琴声让一个爱二胡的懵懂少年“开了窍”。

1975年我去上海探亲,认识了上海京剧院的琴师,他擅长演奏京胡、二胡和板胡,看到他精湛的演奏,我决定要买一把真正的二胡,那位琴师随后带我去了上海外滩乐器行,在那里帮我挑了一把二胡。我记得很清楚,那把琴的价钱是46元,是我向伯父借的,当时我跟伯父说“我从心底喜欢二胡”。

离开上海后我更加疯狂地练琴,每天放学后练四五个小时直至天黑,小伙伴们也时时陪伴我做最忠实的观众。那一年公社主办知识青年大会演,村里要我“冒充”知青去参赛,不料两支曲子拉完后台下响起热烈掌声,我的演奏随即被评为一等奖,一夜之间我成为当地的“明星”。

二胡是我今生今世的缘分。1990年我随着出国热去了德国,那时我一无语言基础,二无经济来源,每周在一家日本餐馆工作六天半。打工途中我看见柏林地铁里有很多音乐家,他们演奏萨克斯风、小提琴甚至竖琴,那叫一个好啊!我没钱都想给他们钱。第二天,恰逢我休息半天,鬼使神差,我拿了块布裹着我的二胡去了地铁站,因没带小凳子只好蹲在站台的地下,那天我一口气演奏了两小时,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双腿蹲在地上麻得站不起来。回家一数钱,两个小时居然赚了80马克,而我在餐馆打一天工才有70马克。第二天我就辞工去地铁站“全职”拉二胡。所以,我在地铁拉琴的胆量是正宗“德国造”,相信柏林当地很多人都记得我哦。

感谢地铁观众

从德国回中国后在深圳的日本三洋公司工作,3年后的2000年千禧年,我再次出国,这次就直奔美国来了。

到了小布什总统执政结束时,电子通信行业走下坡,雇用我的公司被兼并,我随即被裁员。此时朋友怂恿我来纽约,我别无选择。起初我在旅行社做导游,实际上就是当司机。每天在曼哈顿载客观光,每天忍耐塞车和吃罚单,那段日子让我讨厌纽约、怨恨纽约。不久,我再次拿起二胡走进曼哈顿的地铁。F车地兰西站的站台宽敞,全封闭的空间是个天然大音箱、那里简直就是我的“专用舞台”。从那一天起,我对纽约的厌恶和怨恨开始融化了。

如果说地铁是曼哈顿的“腹腔”,我在腹腔里逐渐体会到纽约的“胸怀”。有一次拉琴时遇见一个白种人,他质问我“为什么你要拉这些东方曲子?这里的西方人不喜欢”,那人的话刚落音,周围听我拉琴的人立即大声反驳他,指责他说的不是事实。当时我一言未发,内心却是感慨万千,都说纽约人冷漠自私,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热忱、包容、爱和正义感,纽约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平时我精心收集二胡的经典作品和伴奏带,希望把最好的中国民乐演绎给地铁过客。

可当我屏住气准备拉一段最精彩的旋律时,地铁车从身边轰隆而过,完全掩盖了我的琴声,这时我立即调整自己的心情和乐章,在下一趟地铁车抵达之前完成准备好的华彩片段。我拉琴时心无旁骛,很少抬眼看周围,有一次面前的钱盒被恶作剧少年偷走都没发现。

传承传送民族音乐

有一年回国时见到闵惠芬大师,她在帮我选购了一把好琴后对我说“我们出国演奏是有限的,你们才是真正把中国民乐传播到海外的辛劳者”。后来我在参观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时,见到馆藏一把中国二胡的实物,以及展出的一张巨幅二胡照片,耳畔再次响起闵惠芬大师的话语,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我想大声地告诉人们,倘若没有中国音乐、没有中国二胡,这个世界不完美!

有一天拉琴时遇到一老外,他在我面前站了很久,不停地赞扬我的琴声美妙动听。一曲终了他问我以前是什么职业,我说在中国搞无线电通信,他得知后马上回我是否想到他公司聊一聊。后来,这位老外就成了我现在的老板,我喜欢他公司的企业文化,喜欢与各族裔同事相处。尽管这家公司也曾有资金周转不灵,甚至薪水暂时发不出的困境,但是我一直坚守这家公司做到今天。

每逢星期五下班时,在我拖着装有胡琴、音箱的“行头”下地铁前,我和我的老板都会彼此会心一笑,两个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如此相惜相助,你能说不是一把二胡的缘分吗。

(本文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九十九种他乡:美国华人口述实录》。出版社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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