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人大副主任日前被逮捕，陆媒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作为标题的一部分，俨然这已经是罪名，而三天前被外媒报导称中共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被刑拘，也在此范畴，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是罪名，难道习近平要修改刑法？
中共的“中管”（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批捕大多由中共最高检才能“勘定”，26日最高检批捕一名副省级官员，黑龙江人大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李显刚是秘书出生，今年也才61岁。
李显刚被中纪委认定“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但如同过去被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官员，都没有实质内容，大约是中纪委明知道这个“妄议”既可能是“针砭时弊”，也可能是发泄不满，还可能是爆料高层黑幕，或者洗刷习近平不懂经济，但为了减少扩散，所以也就只给“棍棒”“帽子”，从而防止流毒甚广。
来看看“妄议”的出笼过程：习近平上台干了三年，2015年“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短语就出现了，还塞进党鞭“纪律处分条例”要挟官员。说白了，对习近平执政的“非议”与“微词”越来越多才会促生“妄议”。
实际上，中共篡政并建政之后，以人大政协的虚设机构，取缔了历朝历代的“谏议制度”。这本身就不是正常人类社会的机制。作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人类文明初期大大小小的部落在遇到重大事项时就会有“民主议事会议”，这个就是讨论，与会者各抒己见，各抒胸臆。“尧舜禹时期，尧有谏鼓、舜有诽木、禹有诤器，三位部落领袖不约而同地将最原始的乐器作为众人进谏的渠道”。
历史演进到夏商周三朝“劝谏制度”更是开明政治的核心之一。当仓颉神创汉字，文字记录的最早谏官，出现在《周礼地官·保氏》中，称之为“保氏”，随着“六卿”的出现，这一制度其实贴合着“天人合一”的理念，“谏”随天意。
我们跳转到汉武大帝时期来看，专职“谏官谏大夫”的出现，显示的是集体智慧，以及神迹的安排。说的严重点，汉武大帝创造的多个历史上的第一，“谏官谏大夫”功不可没：年号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清晰阅读历史线索；太初历划出的时间轨道，我们至今也没有偏离；史记的记载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古时期；推恩令在汉代之后的启迪作用非同凡响；独尊儒术与神传文化的意向紧密贴合；而丝绸之路则成为“对外开放”的最早模具。
这些“丰功伟绩”延续了中华半神传统文化，而西汉的“郎官、侍中、给事中、中常侍、散骑”的谏议职能，在中央集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天子并非专横跋扈，自恃清高，狂妄孤独的最高领导人。
其实，汉代之后唐朝的谏官制度、宋朝的台谏制度，都令后世垂范，为华夏传统文化的璀璨镶上华丽的金边。
也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温良恭俭让也好，礼贤下士也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耻下问，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上德若谷等等文化内蕴、精神其实显现在各个层面，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丰富内涵之一。
其实，民众并非一定希冀体制官员有“十世宥之”的情怀，也不敢奢求中央领导具备“川泽纳污”的品德，因为入党发出毒誓的党徒，既然将生命交给了中共红龙邪灵，希望他们“山容海纳”，也和与虎谋皮相似。
谏议制度延续到清朝，终于被中共“抹杀”了
其实，中共杀戮传统文化，上述原因也是之一。
没有明明白白的谏议制度，更不设司职谏议的官职，流氓政权耍尽流氓。为中共篡政后将反人类特征叠加的“缔造者”毛泽东，一手遮天的方式，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
在和尚卖梳子发财的习近平新时代，党鞭对党员发财看守得更紧，做足了表面文章，“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不断出现，其实已经暗自升华为一项罪名了——2016年1月5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被双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是一罪，2017年1月，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看似都没有“一罪方休”，但党指挥的司法系统，会否因“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加重量刑，天知道。
这就要提及中共的刑法，在罪名法定原则中，除了“各种犯罪行为”被定义的部分——这是不得不遵从的法制原则，但中共的专制独裁形成的“流弊”，是不能用道德与法律来认定的，对暴力与谎言的不满而“发言”，乃至种种行为，中共也不敢以犯罪行为定义，这是要打习近平妄称的法制思想的脸的。
所以，在广泛的社会范围，中共拟定“口袋罪”——如寻衅滋事罪，已经是演变为暴力与恐怖行径的利器；只是在党内，则以“亚法规”模具来处理，“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被归类在“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中，但不是罪名。
更关键的是“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既然不入罪，法律就无权干涉，所以中共在法制的伪装下，都会给“妄议者”安放其他法定罪名。
那么朱恒鹏所面临的是什么？
朱恒鹏的问题就复杂了。许多媒体都在转述朱恒鹏被“刑拘”这件事，信源来自与《华尔街日报》的“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这是目前新闻的特点，模糊范围很大）。报导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恆鹏是因为“今年初疑因在微信群组中，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又因“不合时宜的言论”还有“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等等，悲催的结局是“遭到调查，还被拘留并免职”。
朱恒鹏曾经是中科院经研所党委副书记，作为拥有党票的副厅级官员，当然可以直接“被法律”——这是独裁专制政权的特色，但刑拘就一定必备罪名，以我的经历而言，我当年三次被刑拘，其中一次是“标语罪”，这个罪名在刑法中是找不到的。朱恒鹏会罗织什么罪名？
习近平会不会再来一个新法修正案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入罪？（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既然“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并非罪名，法律也不敢以该罪名刑拘党委副书记，那么朱恒鹏的罪名就只能是在微信中“寻衅滋事”。
以此看来，“微信中寻衅滋事”将成为刑法修正的一个重点，附带添加刑法罪名，添加文字罪、言论罪与思想罪。
附带说一下，中共政治局昨天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形势严峻，但新华社报导给出的27个“要”如何，估计没有朱恒鹏过去的建议，所以才如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