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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 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 李宗仁最后妻子是蝴蝶女儿胡若梅

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 另一种说法是,1969年1月30日,因肺气肿在北京逝世,时年78岁。但唐德刚表示,据闻其是遭慢性中毒而死。1978年11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提到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时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其中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

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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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
胡耀邦: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

相伴李宗仁到终年 胡蝶之女胡若梅的四段人生

她叫胡若梅:

上海“百乐门”度童年

2008年11月25日,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胡友松去世。胡友松老人的家,在北京东郊的一栋居民楼里。这里挂满了她各个时期的照片。而当年让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就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胡友松每隔几个星期就照几张艺术照,老人很在意她的母亲胡蝶遗传给她的相貌。

“她会露出半张脸,然后问你是不是很像她母亲胡蝶。”采访过胡友松的记者杨东晓说,在她的台案上,一些平时不轻易能见到的影片光碟被整齐摆放: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等。胡友松的母亲胡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一度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1939年,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的第二年,胡友松在上海出生。

从胡友松懂事起,她只知道自己叫胡若梅,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是母亲胡蝶起的,但她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研究者刘澍为了筹划胡友松的口述自传,曾多次与胡友松见面。他介绍,对于童年,胡友松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她母亲与朋友们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在场里来回走动,每当观众投进来钱,她就点头微笑说谢谢。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谋划与中共谈和。胡蝶在此时只身奔赴香港,把女儿留在了新中国。

中学毕业后,胡若梅考入一所医专,毕业后被分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胡友松曾回忆,在这里,她有了初恋情人——一名五官科医生。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当时,我发誓永远也不结婚了。”

她叫胡友松:

伴松鹤之年李宗仁到终年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返回了祖国,此时,胡若梅已经更名为胡友松,她希望自己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友松这个名字,好像冥冥中注定她要与松鹤之年的老人为友。”刘澍说。

刘澍介绍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生活秘书的想法。当时程思远正着手为李宗仁物色人选,通过朋友找到27岁的单身护士胡友松,把她的照片给了李宗仁过目,李宗仁很是喜欢。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但周总理却很慎重,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就要明媒正娶。

胡友松后来表示,李宗仁向她求婚,她犹豫过,毕竟相差49岁,但她很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周总理又知道了这件事,胡友松觉得她的婚姻能被周总理批示,在那个年代是很荣幸的。但她也坦率地说:“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

根据胡友松自述,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总布胡同5号的“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当司仪为新郎新娘戴上胸花时,胡友松的心却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想,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胡友松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复杂的心情。他们俩分床睡,李宗仁每天夜里要上胡友松的卧室那儿去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聊。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来吵她。但他后来还是去,在胡友松还在熟睡时,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到妻子。“一次,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接受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间。

她叫王曦:

隐姓埋名开始新生活

1968年4月,李宗仁去世时,胡友松29岁。刘澍介绍,“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很快被赶出李公馆,住进了一处四合院。不过很快胡友松就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有关领导不想让世人知道胡友松的真实身份,便建议她改个名字。胡友松就改名叫王曦:晨曦的曦,新生活的开始,光明就在前头,富有朝气和希望。

在周总理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

她叫妙惠居士:

念佛学画安然离世

“我念佛以后才明白,自己以前想不通是没有必要的。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想得开。”1993年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胡友松上午通常礼佛和学习,下午画画练字。节假日,带上几幅字画习作拜师求教,她描摹齐白石的画也可以以假乱真。

200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夏青采访胡友松时,胡友松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尽管在电话中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可当她看见夏青朝她家走来时,情不自禁地站在窗户前热情地招呼:“哎,在这儿呢! ”

这个寂寞的老人其实很想和年轻人谈谈。她的生活颇为简单———读书,练字,画画。李宗仁史料馆李馆长介绍,胡友松回到北京后,将尘封了30多年的60多件贵重的李宗仁遗物和200多帧照片以及书信等等一一取出,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给了台儿庄。为了感谢老人,台儿庄把老人列为台儿庄荣誉市民,并在2005年把老人接到了离李宗仁史料馆不远的地方居住。

枣庄市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主任记者袁袤翔与胡友松交情很深。他回忆,2008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胡友松买了很多的年货,要在台儿庄过一个丰盛的春节。谁知傍晚突然感到腹部疼痛,到医院确诊是直肠癌。“我是直肠癌,和李先生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胡友松已看淡了生死,正月十六在市立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要亲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我孤家寡人一个。”

11月18日,感到时日无多的她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一周后,在几十位僧众与佛友们虔诚祈祷的法事氛围中,她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

若梅、友松、王曦、妙惠居士,四个名字,四段人生。

民国投共军政人员的悲惨下场 古今降官遭遇

抗战胜利后,国共交战四年,最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在作战期间,国军方面有戴之奇、张灵甫、刘戡、黄百韬、邱清泉、胡长青等兵败自戕、坚贞殉节的高级将领;也有许多随风转舵、变节叛降的高级官员。这些被中共称为起义立功的文武高官,他们投共后的遭遇并不平顺。因为毛泽东在表面上欢迎他们的归附投靠,实际上却心存鄙薄,视为异类。据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共内部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讲话实录中记载:一九六四年三月,毛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卫立煌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由此看来,毛对投共人士的评价是何等卑下,不仅对卫立煌看得一文不值,就连张治中这样投共立功的人(张曾劝说新疆守将陶峙岳投共),还要贬为“黑五类”中的“右派”,而且要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在毛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就不难想像了。

再举数例如下:

投共人士中职位最高的是代总统李宗仁。李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廿日到北京投共,翌年十月廿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李赴大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据尹冰彦所撰《李宗仁回大陆最后的日子》透露,李曾遭红卫兵及“警卫秘书”陈贵的威胁侮辱,终日惶恐不安,后经周恩来保护,躲进北京三○一医院避难。其妻郭德洁死后,仍被猜疑为“美国特务”。李宗仁亦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去世,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当时的中共组织部长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一段讲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胡耀邦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谁的手中,当然康生有最大嫌疑。”

周恩来接见正在大庆深入生活的孙维世,1965年

曾任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文革初期被多次抄家、鞭打。张治中被红卫兵登门“造反”、抄家,达五次之多,后得周恩来保护,逃过一劫(见刘武生著《文革中的周恩来》)。当年力劝傅作义投共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家住甘肃兰州。文革时大批造反派到兰州邓宅,对重病卧床的邓宝珊进行抄家、侮辱与毒打。抗战时期,刘斐历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军令部次长等职。

傅冬菊 - 傅作义之女
傅冬菊 – 傅作义之女

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早已私通中共,正式投共后更为中共奔走效命。文革时被抄家、罚跪、毒打,卧床不起。其妻伍淑英被剪掉头发,只好戴上帽子遮丑。

曾任广西、湖北、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被迫作自我批判说:“罪恶重大”、“痛恨自己”。文革时再遭多次抄家、罚跪、殴辱,羞愤自杀。

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楚溪春,在文革批斗大会中被罚跪、毒打,血染衣衫。参加批斗大会的群众在楚溪春被打时还要鼓掌叫好。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在台下忘了鼓掌,造反派的皮带立即打到他的头上。楚溪春不堪凌辱,回家后服用安眠药自杀。

在历史上,当朝代更替之后,有些前朝的文人学者,被迫附从。但天良未泯,心存愧疚。如名画家赵孟頫于宋亡后被征仕元,晚年作诗云:“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业总堪惭;尚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诗人吴梅村于明亡后被逼仕清,临终前作绝命诗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良心自责,情见乎词,这些人的悲苦遭遇,当然是值得同情体谅的。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青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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