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 另一种说法是，1969年1月30日，因肺气肿在北京逝世，时年78岁。但唐德刚表示，据闻其是遭慢性中毒而死。1978年11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提到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时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其中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
相伴李宗仁到终年 胡蝶之女胡若梅的四段人生
她叫胡若梅：
上海“百乐门”度童年
2008年11月25日，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胡友松去世。胡友松老人的家，在北京东郊的一栋居民楼里。这里挂满了她各个时期的照片。而当年让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就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胡友松每隔几个星期就照几张艺术照，老人很在意她的母亲胡蝶遗传给她的相貌。
“她会露出半张脸，然后问你是不是很像她母亲胡蝶。”采访过胡友松的记者杨东晓说，在她的台案上，一些平时不轻易能见到的影片光碟被整齐摆放：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等。胡友松的母亲胡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一度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1939年，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的第二年，胡友松在上海出生。
从胡友松懂事起，她只知道自己叫胡若梅，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是母亲胡蝶起的，但她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研究者刘澍为了筹划胡友松的口述自传，曾多次与胡友松见面。他介绍，对于童年，胡友松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她母亲与朋友们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在场里来回走动，每当观众投进来钱，她就点头微笑说谢谢。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谋划与中共谈和。胡蝶在此时只身奔赴香港，把女儿留在了新中国。
中学毕业后，胡若梅考入一所医专，毕业后被分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胡友松曾回忆，在这里，她有了初恋情人——一名五官科医生。但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是资产阶级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当时，我发誓永远也不结婚了。”
她叫胡友松：
伴松鹤之年李宗仁到终年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返回了祖国，此时，胡若梅已经更名为胡友松，她希望自己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友松这个名字，好像冥冥中注定她要与松鹤之年的老人为友。”刘澍说。
刘澍介绍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生活秘书的想法。当时程思远正着手为李宗仁物色人选，通过朋友找到27岁的单身护士胡友松，把她的照片给了李宗仁过目，李宗仁很是喜欢。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保健护士，但周总理却很慎重，批示说新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就要明媒正娶。
胡友松后来表示，李宗仁向她求婚，她犹豫过，毕竟相差49岁，但她很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周总理又知道了这件事，胡友松觉得她的婚姻能被周总理批示，在那个年代是很荣幸的。但她也坦率地说：“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
根据胡友松自述，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总布胡同5号的“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当司仪为新郎新娘戴上胸花时，胡友松的心却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想，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胡友松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复杂的心情。他们俩分床睡，李宗仁每天夜里要上胡友松的卧室那儿去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聊。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来吵她。但他后来还是去，在胡友松还在熟睡时，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到妻子。“一次，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接受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间。
她叫王曦：
隐姓埋名开始新生活
1968年4月，李宗仁去世时，胡友松29岁。刘澍介绍，“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很快被赶出李公馆，住进了一处四合院。不过很快胡友松就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参加劳动。有关领导不想让世人知道胡友松的真实身份，便建议她改个名字。胡友松就改名叫王曦：晨曦的曦，新生活的开始，光明就在前头，富有朝气和希望。
在周总理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
她叫妙惠居士：
念佛学画安然离世
“我念佛以后才明白，自己以前想不通是没有必要的。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想得开。”1993年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胡友松上午通常礼佛和学习，下午画画练字。节假日，带上几幅字画习作拜师求教，她描摹齐白石的画也可以以假乱真。
200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夏青采访胡友松时，胡友松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尽管在电话中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可当她看见夏青朝她家走来时，情不自禁地站在窗户前热情地招呼：“哎，在这儿呢! ”
这个寂寞的老人其实很想和年轻人谈谈。她的生活颇为简单———读书，练字，画画。李宗仁史料馆李馆长介绍，胡友松回到北京后，将尘封了30多年的60多件贵重的李宗仁遗物和200多帧照片以及书信等等一一取出，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给了台儿庄。为了感谢老人，台儿庄把老人列为台儿庄荣誉市民，并在2005年把老人接到了离李宗仁史料馆不远的地方居住。
枣庄市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主任记者袁袤翔与胡友松交情很深。他回忆，2008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胡友松买了很多的年货，要在台儿庄过一个丰盛的春节。谁知傍晚突然感到腹部疼痛，到医院确诊是直肠癌。“我是直肠癌，和李先生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胡友松已看淡了生死，正月十六在市立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要亲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我孤家寡人一个。”
11月18日，感到时日无多的她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居住。一周后，在几十位僧众与佛友们虔诚祈祷的法事氛围中，她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
若梅、友松、王曦、妙惠居士，四个名字，四段人生。
民国投共军政人员的悲惨下场 古今降官遭遇
再举数例如下：
投共人士中职位最高的是代总统李宗仁。李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廿日到北京投共，翌年十月廿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李赴大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据尹冰彦所撰《李宗仁回大陆最后的日子》透露，李曾遭红卫兵及“警卫秘书”陈贵的威胁侮辱，终日惶恐不安，后经周恩来保护，躲进北京三○一医院避难。其妻郭德洁死后，仍被猜疑为“美国特务”。李宗仁亦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去世，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当时的中共组织部长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一段讲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胡耀邦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谁的手中，当然康生有最大嫌疑。”
曾任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文革初期被多次抄家、鞭打。张治中被红卫兵登门“造反”、抄家，达五次之多，后得周恩来保护，逃过一劫（见刘武生著《文革中的周恩来》）。当年力劝傅作义投共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家住甘肃兰州。文革时大批造反派到兰州邓宅，对重病卧床的邓宝珊进行抄家、侮辱与毒打。抗战时期，刘斐历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军令部次长等职。
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早已私通中共，正式投共后更为中共奔走效命。文革时被抄家、罚跪、毒打，卧床不起。其妻伍淑英被剪掉头发，只好戴上帽子遮丑。
曾任广西、湖北、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被迫作自我批判说：“罪恶重大”、“痛恨自己”。文革时再遭多次抄家、罚跪、殴辱，羞愤自杀。
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楚溪春，在文革批斗大会中被罚跪、毒打，血染衣衫。参加批斗大会的群众在楚溪春被打时还要鼓掌叫好。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在台下忘了鼓掌，造反派的皮带立即打到他的头上。楚溪春不堪凌辱，回家后服用安眠药自杀。
在历史上，当朝代更替之后，有些前朝的文人学者，被迫附从。但天良未泯，心存愧疚。如名画家赵孟頫于宋亡后被征仕元，晚年作诗云：“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业总堪惭；尚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诗人吴梅村于明亡后被逼仕清，临终前作绝命诗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良心自责，情见乎词，这些人的悲苦遭遇，当然是值得同情体谅的。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青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