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纪念胡耀邦，体制内共产党人正在大规模反对习近平

胡耀邦三十五周年忌日前夕中共前高官被禁言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歌曲《好大一棵树》）

这是词作家邹友开1989的4月15日在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后，创作的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并成为中国民众对他表达哀思的象征。

胡耀邦忌日被上岗高瑜：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35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始终不断，而当局则仍在采取严控打压措施。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本周一（15日）在X平台贴文说：“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反党’行为。”

她还说：“胡耀邦是中共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否则他的离世也不可能激发起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的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体制的良心：胡耀邦生平回顾

胡耀邦出生于1915年11月20日，是湖南省浏阳人，早年加入中共及工农红军。抗战期间，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委、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共建政后，胡耀邦历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检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国在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领导者。

1987年1月，胡耀邦被党内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做了检讨并辞职。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民众自发对其悼念，并由此引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与理念

胡耀邦在被迫下台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对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总结说：“胡耀邦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胆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人士，也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

4月15日是原中共领导人，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胡耀邦逝世35周年。（路透社）

其一：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现在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告诉本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真相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社会所了解。

蔡霞说：“直到2018年，（中共）还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功劳归于后来的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胡福明一个人的提出，真正要讲首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党校这边。”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蔡霞告诉本台，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首先在中共党校内部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党内的各种是非教训，从而引发党校内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文革及反省中共自身问题的讨论，并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恰好，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此后不久也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最后，在胡耀邦主持下，将党校内和胡福明的观点整合修改，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首发。这为文革后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支点。

其二：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消除“政治贱民”

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蔡霞教授告诉本台，虽然这些平反工作是从党内开始的，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点却是在全国范围。当时从干部、右派、各领域精英到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军人，再到农村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上其亲属及被株连者，上亿人得到了平反，被恢复政治名誉，不再有“政治贱民”。

“他的这个做法涉及到的是好几千万、上亿人。那一次的平反，我觉得他心里是怀着人民的，并不是上面有指示。没有人指示他。”蔡霞认为，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行动，在组织上打开了政治桎梏，为中共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其三：主张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

胡耀邦在当政时期，还主张“解放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他曾在中央党校内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主张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这也体现在胡耀邦反对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并支持保留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上。

1978年11月，北京部分民众在西单贴大字报，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时称“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25日，当时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提醒中国社会须警惕邓小平成为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因此被当局逮捕，后被以“反革命罪”被重判15年徒刑。

“胡耀邦在当年的6月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很明确地提出，他不赞成逮捕魏京生。他表示，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享有最大的自由。”胡平认为，胡耀邦在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下，依然能如此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非常难得。虽然胡耀邦在当时看起来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太多意见，但这番话就已经足够分量。

“因为共产制度说到底就是剥夺、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坚持要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这种主张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就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胡平说。

其四：早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至今，一些学者依然认为，胡耀邦在任时期并没有提出过真正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在搞“好人政治”，或是延续了“打倒四人帮”后有限度放松政治管控的趋势。但蔡霞指出，胡耀邦早在1982、83年就已经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胡耀邦提出，我们要改革的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我们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搞全面改革。”她说，胡耀邦刚提出这一观点时就遭到党内很多人的反对，但是隔了一、两年，他再次谈到政改问题。

“胡耀邦的改革意识、解放思想，敢于往前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如果讲这方面的魄力，没有人超过他。”蔡霞认为，邓小平后来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给政治体制改革划下了不可触碰的“红线”。

胡耀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被迫辞职下台；胡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中国意味什么？（路透社）

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为何在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拨乱反正”的需要，是为了清算四人帮，让老干部回来。同时，胡耀邦也参与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共产党的统治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民众的支持并没能让他得以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最终，他还是被那些他平反的老干部打倒。

程晓农说：“他的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它的一系列宿命。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是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的……。尖锐点的话就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容不得任何真正的改革开放。如果是容得了开放，这个统治就不稳定了。”

蔡霞也认为，胡耀邦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胡耀邦的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了错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要把党弄好。而中共实质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两者的根本理念完全不同。

“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而胡耀邦心里从来都是装着有人的。他把每一个人当人，而共产党把每一个当工具。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蔡霞说，“你要站在人民一边，那跟共产党的谋私利，它就是极端对立的。”

胡耀邦与邓小平、习近平的差异

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与邓小平及习近平有怎样的差异呢？

“胡德华的名言是，邓小平搞改革是为了救党、胡耀邦搞改革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蔡霞认为，胡耀邦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就是他一心为民的最明显例证。同时，从胡耀邦很多讲话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把人民放在高于党的位置，而邓小平是把人民放在可利用的工具这个位置上。

蔡霞认为，虽然邓小平也讲改革，但他与胡耀邦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你可以把他看作共产党本质上的生存的权宜之计，而胡耀邦他们不是。他们本着一种信念，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坎坷，他们还在努力地想把它（中国）推向前进。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注定了邓小平、胡耀邦，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而且注定了习近平会比邓小平倒退得更厉害。”

蔡霞指出，胡耀邦在1980年提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旨在实现党内民主、保护不同意见，并且限制老干部们的权力。习近平也在2016年推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过其目的却是帮助强化其党内权位。胡耀邦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习近平却在2018年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次数的限制，为实现专制独裁铺路。她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就没有讲过党内民主，也不讲人民的民主。”

呼唤体制内良心促成中国早日民主化

谈到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孔明尚(Michael Cummingham)告诉本台：“胡耀邦的这段历史，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可以拥有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被打压，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更好？如果没有习近平，如果可以走向胡耀邦想要的那个样子，更多的思想解放，现在的中国会完全不一样。”

蔡霞也强调，现在纪念胡耀邦，不等于是期望习近平能够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于呼唤党内的良知，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共产党是坏的，但不等于共产党里的人都是恶魔。其实像胡耀邦那代人，他们到改革开放以后谈人民、谈民主、谈政治改革，他们是有信念的。他们经历了中共的政治运动，深深地看到了这个党的问题。”蔡霞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信念、有良知者的杰出代表。“这个良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人性的本能，而是出于他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才能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他们所能，去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政治改革。”

蔡霞指出，中华民族要走出三千年的大变局，走向现代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胡耀邦这样的人，作为民族脊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不论他是来自党内还是体制外。胡耀邦的人格精神和魅力已远远超出了所谓“共产党里的人”，他其实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文明、艰难向前的一个代表。

蔡霞表示，今天纪念胡耀邦是对体制内官员的一种召唤，唤起他们内心迷失了的良知：“一旦这个历史有所松动，有可能往前走，我们需要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那个时候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选择顺着历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为这个体制去卖命。解脱自己,也是为中国历史做点事情。”

胡平则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要发扬光大他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努力让中国的民间力量东山再起,透过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国早日迈向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