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讲述,2020年7月,在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场院里,习近平开了个现场调研会。
以下是习近平和“社员们”的对话,
“’入社以后,大家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列举入社后的实惠…’我在合作社当农机手,每月领固定工资’……
习近平说,’厉害啊!土地流转了,大家腾出手来了,可以在合作社工作,也可以搞些副业,多渠道增加收入。’”
这段简单的对话中,有两个主要的关键词“合作社”、“土地流转”,可谓和农民息息相关。
大纪元主编郭君女士5月份在《菁英论坛》曾表示担忧。她指出,”中共推出土地流转政策,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共是否要借助土地流转再进行一次人民公社化?”
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这段对话来看,上述担忧绝非耸人听闻。
中共当年为何要搞人民公社,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便于领导”。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其所著的《墓碑》一书中记录,“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
这番话,让人想起了最近引发舆论极大关注的“农管”以及曝光出来的种种恶行。
显然,这是中共当局为下一步“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而准备的主要打手,其所针对的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
《墓碑》书记载,“‘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人,生产队则5人。这样,在52781个人民公社,69万个生产大队和481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个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一九五八年被认为是三年大饥荒的开始,而中共所谓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就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
中共自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事实证明,人民公社通向的不是天堂,而是导致数千万人无辜失去生命的大饥荒。
责任编辑: 秦瑞 来源: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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