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西方金融机构的在华利润急剧下降。
王赫评论文章：对华尔街与欧洲金融公司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总共七家投行而言，2022流年不利。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全球投行在华业务利润下滑”：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和汇丰的在华业务报告亏损，摩根士丹利的利润出现下滑。只有摩根大通和瑞银实现利润增长。
这完全逆转了2021年的乐观氛围。当年，在经历了多年亏损或微薄回报后，终于，七家投行有六家实现赢利。其中，作为第一家在中国建立投资银行合作关系的华尔街银行（1995年），摩根士丹利2021年的利润为3000万元人民币（约合450万美元），此前3年里，其在华投资银行业务总共亏损约3800万美元。
因此，尽管2021年中美竞争的激化，中共“强化监管”科技、房地产和教育等行业等等重大不利因素浮现，它们仍然表示：“我们必须忍受并继续前进，因为机会太大了。”
没料到，2022年迎来的是中国疫情再次大爆发、上海封城、经济大盘动摇，俄乌战争，以及台海战争风险飙高、中美对抗加剧，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效益大多下滑。呈现在它们面前的，更多的是陷阱而非机会。不妨借用一句话，2022是过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但是未来十来中最好的一年。
《金融时报》将七家投行2022年利润大幅下降、在华业务终于要开始盈利的希望破灭的原因，简洁归纳为“防疫封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这远远不够。完全忽视了过去四十多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陆的艰难行军、突围失败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
本文略说三点。
其一，中共对金融的严格管控，没有给外资银行多少发展空间
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极端的银行导向。2022年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19.6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79.39万亿元，占比90%；金融业机构负债为382.33万亿元，银行业机构负债为348万亿元，占比91%。
第二，政府而不是市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表现有三：（1）主要的金融机构，例如商业银行，均为政府完全控制或者控股，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强烈的影响力；（2）主要的金融资源配置于国企，2017年国企的负债占到非金融企业负债的74%，国企的贷款占非金融企业贷款的54%；（3）金融资源的定价不是市场决定的，资本金融账户也远未完全开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
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天然决定了外资银行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优势难以发挥。比较而言，外资工商企业在中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关键是相对自由，天地大了许多。
其二，外资银行机构退出的潜流早已涌动
2022年12月，花旗银行官网公告，关闭花旗中国个人银行业务的工作正式启动。关闭花旗中国个人银行业务中，涵盖了银行卡、房贷、个人贷款、存款、投资、保险和外汇业务。早在2021年4月，花旗银行官宣将对其全球个人银行业务进行重组，目标是要将资源和投资聚集于更具竞争优势和规模效应的业务。
2022年3月，在中国从事金融等银行业务二十七年的荷兰合作银行中国北京分行关闭。之前，荷兰银行中国上海分行已于2021年9月下旬正式关闭。
2022年2月，渣打银行发布公告关闭所有信用卡申请的渠道，目前渣打银行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均已不能在线申请，看来该举措从“暂停”变成“永久”了。
其实，早在2013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先后关闭在华零售业务；2016年底，澳新集团宣布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出售给星展银行。
这些都表明了多年来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艰难。根据中共银保监会资料，外资商业银行自有资料的2007年始，至2022年9月初，共有329家机构申请退出，其中从2016年开始，呈现一批高峰。2016—2021年退出机构数分别为42、48、49、37、39、37家。2022年前三个季度，退出19家，新设立的只有7家；2021年新增的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也只有11家，退出数远大于新增数。
3月18日，中共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表示，十年来，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增长了58%，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增长552%。截至2022年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35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911家，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76万亿元。境外保险机构在华共设立了68家外资保险机构和79家代表处，外资保险机构总资产达2.26万亿元。与发展之初相比，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资产绝对规模都有明显上升。
但他闭口不提：根据惠誉评级数据，截至2021年末，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以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衡量）自2007年2.3%的峰值降至1.4%，2021年资产增速仅为0.5%。（相比之下，在美国市场，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比达到12%。）
而且，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较低。根据《在华外资银行发展报告2021》，2016年二季度，外资银行资产利润率（ROA）最低到过0.25%，2021年，这一数值为0.53%，低于城商行的0.64%，并且明显低于农商行、股份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
其三，中共的不可预测性与中美“不是冷战胜似冷战”的关系，使在华外资银行前景暗淡。
这里只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2022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导说，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银行（HSBC），在其中国合资企业——汇丰前海证券——设立了中共党委，此前，汇丰将在这一合资企业的股份从51%增至90%。这使汇丰成为设中共党组织的首家外国金融大亨。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共党组织的无所不在，即使自我优越感强烈的外资银行也无法例外。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在华机构，能够抵制中共极端变态的控制欲。
第二件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欧对俄实施空前的制裁。美欧的银行响应制裁，宣布计划结束其在俄罗斯的业务。2022年9月21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当被问到是否准备好在台湾遭到军事袭击时将投资撤出中国时，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执行长兼总裁莫尼罕（Brian Moynihan）表示：“我们将遵循政府的指导，几十年来一直是与中国合作。如果他们改变立场，我们将立即改变，就像我们在俄罗斯所做的那样。”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长也作了类似表示。
这意味着，在战争和国家安全面前，在华外资银行其实是没有选择的。由于中共当局的向左转和政策的日益僵死，北京铤而走险的可能性相当大，这使外资银行必须给自己找条后路。
结语
2022年12月，国际评级三大巨头之一的惠誉，发布的《中国银行业观察报告》预期，由于2022至2023年间中国经济或依旧疲软，未来几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将继续面临增长挑战。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大盘动摇的背景下，中共对外资银行的极其严格监管，加上中共与西方世界的对抗日益增长，外资银行有计划的撤离应在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