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被害死的

四人帮被捕后，李志绥回到家里。他告诉妻子，江青这几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李志绥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

权力争斗立刻拉开序幕。

毛的遗体放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的期间，我奉命出任毛的遗体保护组副组长。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临时办公室设在河南厅。汪东兴那时也住在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工作。我和汪东兴迁离中南海后，便不容易感受到政争的每个脉动。但华国锋会通告汪政台的所有动静，汪随后也告诉我。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处境仍很危险。江青知道了我们没有把握能把遗体保存下来，她和毛远新双双表示你们不管这件事。看来江青要在保存遗体上大做文章。汪东兴觉得江青往后想将此事嫁祸于华国锋。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遗体保护组副组长，江青自然也可对我大加攻伐。组长刘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后，我仍首当其冲，未来的命运阴云重重。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份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伙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楼已经是日凌晨三点钟了。我准备当天就解散医疗组。没想到，九点钟还不到，张玉凤通知我，江青要医生和护士们再去景山去摘苹果，然后到北海仿膳去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随即到景山摘了两个多小时苹果。江青来了。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几个苹果，然后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学习，请大家一起吃饭。

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找我。他十分不高兴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日程的安排了吗？怎么还不让护士们回去？”

我告诉他经过的情况。他说：“好吧。你安排护士们回去，全体医生到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华（国锋）总理要你们报告主席去世的情况。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我和洪文、春桥同志，江青同志也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医疗组政治局汇报没有完成。我想这次的会议是华国锋故布迷阵，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进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就问华国锋，为什么不早通知开这个汇报会。华说，上次在人民大会堂开汇报会，没有开成（见前文，此会被许世友打断），让医生们正式汇报一次，再向政治局报告。

华说：“毛主席去世已经二十六天了。他的发病、抢救和去世情况，还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报告。现在要大家向我们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同志，正式汇报一次。汇报完了以后，你们写一份详细的病情经过报告。你们每个人签上名字，报给我们。我们签名，再报中央政治局。”

这份书面报告，我们早已经写好，而且大家都已经签了字，由我宣读。

正宣读一半的时候，江青立起来，向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我身体不好。听病情报告，听不下去。好在是由你们四位负责值班的。我请假先走了。”

说完以后，江青向门口走去，走时似乎喝醉一样，东倒西歪。我叫了几声服务员，没有人走进来。我只好立起来，扶住了她。

这时我看到汪东兴对我直瞪眼，并且轻轻地摇头。我明白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后来告诉我，华国锋认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讨好。我辩解，只有这样，江青才不会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汪后来同意，那时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后，继续汇报。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张玉凤这时连续催促医生们去北海仿膳吃饭，因为江青在那里等。我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散会。

六日上午，我同剩下的几位医生正在整理病历记录，张耀祠打来电话，叫我把护士们全找回来，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难，五日已将护士们遣散，临时找非常不好办。我问张，这件事汪东兴知不知道。张说，汪在睡觉，还没有报告给他。我让张自己同卫生部办公厅交涉。张说他没有时间，还是要我办。我通过卫生部办公厅，找到了这些护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们回去。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这张合影成了护士有勾结的证据。张耀祠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东兴出面后才算了事。

六日晚上八点钟，华国锋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华国锋告诉江青等四人，要他们在玉泉山向政治局汇报《选集》的提议。

华国锋和叶剑英早已到了。汪东兴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张春桥先到，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留在外面。张进来后就由华国锋宣布，将张逮捕。王洪文后到，当华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他原来要挣扎，但是两名警卫团的干部将他按住，他全身松懈，已经立不起来了。

当晚十点，姚文元仍未到怀仁堂。由汪派警卫团会同警卫师的人，到姚的家里将姚逮捕。

张耀祠带领一中队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当时说：“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逮捕行动发生时，我在工字楼的房间里。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骚动足迹象。第二天，一位在警卫团的朋友告诉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

四人帮分别监押在五一九工程内一处小房间内，由八三四一部队派人看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前往玉泉山怀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没有人反对。

七日我回到家里，此时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未公布。长年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诉娴，江青这几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我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事情并没有完。共产党内部斗争不会完结，总会有人拿毛的死亡来作文章，我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新近也树敌不少。张耀祠曾明白告诉我，要不是为了毛，他早就整刽我了。现在毛死了，我完全无依无靠。汪东兴虽然将逮捕江青的计划透露给我，但汪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汪现在权力日大，不再需要我了。

我和娴带着两个孩子，到西长安街的鸿宝楼吃了一顿烤鸭，表示庆贺江青四个人坐了监狱。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又展开了。领导干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仍是三０五医院的院长。张耀祠终于伸出他的魔爪。汪东兴和张耀祠二人要我去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年我五十九岁。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过着农民般的劳动生活。

北京共产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张耀祠和汪东兴因文革期间对邓在中南海内被批斗袖手旁观一事而遭到免职。邓小平一直没有搬回中南海。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〇五医院复职。

但我仍受谣言所困。我与汪东兴以前的关系过于密切，许多压力要我揭发汪的过去。如果汪东兴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变得莫衷一是。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须分担。有些人说，毛的专任医生对毛的影响太大。反对毛的人说，医生们在救治工作上做了过多的无谓的努力。支持毛的人则指控医生们没有尽心治疗。

政治斗争仍在上演，此期间毛的死因一直传闻不断。当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两名去职。在中共中央内，没有人证明医疗组的工作无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解除三〇五医院院长的职位。我在医院里无法发挥所攻，抑抑不乐。最后我在中华医学会挂名副会长。

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已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〇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