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作为中共党史中最具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关心中共党史的人们最关注的话题。虽然官方隐藏了许多机密文献，但我们通过其他中共高层人物撰写的回忆录中也能探究一二。文革史作家陈昭在诵读过林彪“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的回忆录后，撰写文章《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中指出，《邱会作回忆录》中透露了毛泽东、周恩来曾说过的三句话，这恰是后人洞悉文革史、中共党史迷雾背后真相的重要依据。
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
第一句话——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笔者读到这每一句话，无不惊出一身冷汗。笔者认为，这三句话极为重要。打开文革史、中共党史的迷宫需要一大串各种各样的钥匙，而这三句话应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三把。
一、第一句话——毛泽东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林彪之死，惊天动地，震动全球。人们从来不知道毛泽东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坊间有一些传说，如说毛很悲戚，说毛摔东西，说毛抄诗寄哀思……现在，邱会作将军告诉了我们：毛泽东的态度是两个字：高兴，而且非常高兴。这样的态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像，不能不让人毛骨悚然。
邱会作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786）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邱会作回忆录》，页798）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参见《邱会作回忆录》，页788；《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627）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和毛泽东同样高兴的是“四人帮”及其一伙，还有汪东兴，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这种“高兴”，是远离人性的，但是，却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面对林彪死亡，高兴的是极少数。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后真实反应》，红军之鹰吧）
黄永胜则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妈的！跑什么跑？！”（《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页563）
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普通民众的反应基本相同，仅举一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中国新闻周刊》，2011－08－19）还有无数的民众在想：天啊！毛主席的脸该往哪儿搁啊！还有一些典型表现，如彭德怀，非常值得回味，本文不赘。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对以上的这些态度简单地加以分析，很容易发现，凡是与毛泽东靠得近的，是高兴，干杯。显然，这离开正常的人性实在太远了。与毛泽东离得远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或大惊，或大骂，或彷徨，或不知所措，这是人之常情。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表现是极其不正常的，需要我们认真解读，反复思考。
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人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毛究竟为什么这么高兴？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为毛泽东，胜过自己亲兄弟的“亲密战友”死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样突然，那样惨，一家人几乎死光，作为掌门人，作为“一家之主”，能高兴得起来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手应当是蒋介石。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死亡的消息时是什么表现呢？——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寓所去世。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出乎大家的意料，毛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
一个是异常高兴，一个是一脸凝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毛泽东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但高兴，而且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翁，为什么会如此反常的兴奋？笔者试着揣测毛泽东高兴的原因有四：
其一，林彪死了，确确实实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员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完满地实现了。
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现在正好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一起死掉了，几乎满门死光，免除了后患，特别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遗憾的是，林豆豆没有听命令，不和他们一起上飞机。不过，这已经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结局了——毛能不高兴吗？
第三，纵观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毛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但是，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罗织罪名，编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权势压服。毛整人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帽子，只有这顶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刘少奇式”，需要查档案，找证人，编材料，连懵带骗，劳神费力，还破绽百出。现在，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可以加一顶“卖国贼”，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他要是死在国内，就无论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难打倒他。而且，对林彪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在毛手里，他清心寡欲，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特别被动的是，刚刚两年前，是毛泽东提名把他写上了党章，成为了毛的什么“接班人”。不用“叛徒”这个“杀手锏”，把他除掉实在是不可能的。——毛能不高兴吗？
最后看四（这也是一个推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但是却是必须有的推测）：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理由，可是又必须把他除掉。毛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最后，请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诱出北戴河，诱使他上飞机，然后，让飞行员强行起飞，这时，毛的计谋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毛还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飞到中国国境以外。周恩来、汪东兴还向毛请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简直煳涂透顶！为了双保险，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绝对保证飞机只要上天就永远不可能活着下来。现在，毛的计谋完满实现，林彪一家被烧成了灰，抛尸外蒙古的黄沙之上。飞行员也一起命赴黄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学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不过是陪衬，真正使毛“其乐无穷”的，是与人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哲学的真谛。今天，毛与林彪奋斗，把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对手打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么能不特别高兴？
有人会认为笔者在胡诌，在污蔑“伟大领袖”。笔者说，不是，这是在合理的推测分析。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请诸君仔细想想看看，“913”当夜，“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哪一条不是唯恐林彪不离开北戴河，唯恐林彪不上飞机，唯恐林彪不跑的！？
李作鹏将军对“九一三”事件最大的质疑就是：“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而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页576，577）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李作鹏想清楚了什么？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2011年9月诸多网站有此文）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认为：“事实上，北戴河距离山海关机场至少还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杆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当时，吴法宪就曾从旁提醒过周这一点，还建议他让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在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周当时虽然答应了，实际上却并没有落实下来。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页348）
王年一和笔者所写《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一文，详细分析了林彪座机坠毁的种种疑点。（载《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现在，从毛泽东的异常高兴的表现，是不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疑点？
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毛的这句话，必须看清几个关节点：感谢、帮忙，而且是帮了一个大忙，不是小忙；是“帮了我”，不是对别人，不是对“我们”，不是对共产党，只是对我毛泽东，只是对我一个人；所以我毛泽东是真心地感谢林彪。
邱会作将军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份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份量特别重。发生‘913’，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913’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628）
邱会作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17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对林彪是先定为武装政变的现行反革命头目才处理的，不先给林彪定下罪名就无法处理，也没有什么可处理的，所以，当时搞清林彪的问题毫无意义；如同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一样，不先在他头上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反革命性质的帽子，也是无法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先‘杀’后示众，是对刘少奇、林彪处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86－787）
邱会作将军的判断没有错，林彪死后的历史确实如邱会作预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剧目比邱会作想像的还要多得多。最后，竟然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当然，必须看到，毛的高兴没有持续几天，他就一蹶不振了。或许这叫“乐极生悲”。但是，毛给我们留下的这句话和他的异常举动，是需要反反复复咀嚼的。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一架载有林彪一行9人…
关於曾上毛龙床的这位「陈小姐」或「姓陈的女青年」早…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书中对于周恩来与林彪生死…
纪登奎与周恩来、叶剑英想毛泽东汇报林彪案情后，毛并…
林彪死后，中共在清理他的住所毛家湾时搜出一封信，口…
二、第二句话——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读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页680）
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注意，这个话，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这些看做自己在“高处不胜寒”之地的心血结晶，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对黄吴李邱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讲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们领会。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邱会作回忆录》，页681）
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1）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感谢邱会作将军给我们提供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周恩来是如何处理他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的呢？
（1）周与毛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辞职。从此，周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的奴仆。凡是毛的话，不论对或错，周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便当然地成为了毛的忠顺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当毛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3月15日） 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一样，也做了毛泽东的一条狗。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在周与毛的关系上，周给黄吴李邱所做出的示范，就出不了上述的框框：就是要无条件地臣服于毛。在这一点上，黄吴李邱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毛也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对毛同样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一直到他们离开人世。黄吴李邱和江青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和毛不是一回事。
（2）周与林彪的关系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3）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三、第三句话——邓小平弃军逃跑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不会错的。邓是中共继毛泽东之后供奉的顶级“伟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呢？
邱会作将军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九大期间的大会开得不多，“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25－626）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毛在会上大谈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其中谈到上述对邓的评价。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
邓小平不仅有这两次见危险就跑的卑鄙行为，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们读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录，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弃军逃跑”这四个字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联想。
“弃军逃跑”非常浅显明了，小学生也能解释得清楚。逃跑是可耻的，弃军逃跑更是可耻的。如果所弃之军是一个排、一个连，虽然可耻，但罪过还比较轻。然而，当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军的政委，以如此高级的职位，在危急关头，竟然抛弃自己的部队逃跑，的确是大大的“坏事”，是大大的罪恶。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犯下这样的罪恶，笔者认为，只能从邓的品质上解释，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难道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吗？邓小平弃军时的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在这样危在旦夕的时刻，作为主要指挥员，却能够扔掉部队，自己逃走。这样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由于邓的这一品质，决定了他的许多行动具有卑鄙龌龊的性质。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来没有当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再当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没有当国务院总理，但是，他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扮演了现代“慈禧”。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实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视为手纸。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见到权力就拚命抓，抓住权力就死不放手，这和见到危险就逃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小平这样的行为，不从他的品质来认识，成吗？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权力最高层的表演。
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费尽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
高文谦先生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所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邓不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份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1－472）
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
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国几万平民子弟当了炮灰。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近日，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
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一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
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一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参见2011年8月25日诸多网站）这一水库垮坝惨剧被评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惨烈的十一项人为惨剧第一名。（其他有核电站爆炸、农药中毒、飞机失事、楼桥垮塌、巨轮沉没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邓小平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灾难中的表现，难道不是他的品质的真实写照吗？
正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恶劣品质，所以，邓在有关党史研究，有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上，三令五申不许涉及个人品质，不许作道德评价，要“宜粗不宜细”。邓曾经说过：“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98）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之所以产生一系列问号和空白，得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就是因为不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抓住这个关键，许多问题简直像痴人说梦，根本解释不通。
结语
邱会作回忆中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三句话，非常珍贵，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话，却可以为我们吹散许多迷雾，扫清许多重大的障碍。中共把中国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道路。由于中共把自己的历史弄成了一个迷宫，发生了一个错误，就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二个新的错误；然后，又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如此滚雪球，错误越犯越多，谎言越编越大，迷宫也越来越玄，打开迷宫需要的钥匙必然也就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三句话可以视为许多钥匙中的十分重要的三把，它像显微镜、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文革，认清中共的本质。感谢邱会作将军的洞察力，他能够抓住如此重要而关键的内容，为我们指点迷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