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强大了，就没人敢来帮我们了

很多上海人都经历了在家两个月的隔离

十多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我居住在华亭路，距离淮海中路仅数步之遥，对这座巨型城市繁华中心的车水马龙难以忘怀。昨天，我看见上海网友贴出照片，显示淮海中路商业大厦门口杂草丛生，不由得感慨万千，生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叹来。尽管上海官媒迅速辟谣，称“台阶上的草实为商场本身的绿化景观设计”，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封城，“景观设计”变成了“自然生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起当年的邻居阿姨，一位下岗的单亲母亲。跟很多上海人一样，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端庄雅致。但是她生活艰难，同时打着几份杂工，从早忙到晚。我猜想她已经因为城市改造乔迁新居，经济条件也大为改善，为生活在这座城市感到自豪。但是，她会因为封城而再次陷入困境吗？她那早年辍学的儿子会帮助她“抢菜”吗？她会因为核酸阳性甚至阴性被拉去“方舱”隔离吗？她会因为抗拒“志愿者”焊死大门而被打吗？抑或在对政府的服从与反抗之间彷徨与挣扎？

这些担忧之所以特别让人感到悲哀，是因为长期封城的折腾没有必要。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抗疫需要的并非严厉的封城措施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而是高效的疫苗推广和医疗救济，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中国政府显然对社会控制的兴趣远远大于进口更好的疫苗。即便根据中国法律，政府也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已经很难定义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仍然属于（不恰当的）“防疫措施”，可以说就是赤裸裸的人道灾难了。

上海在封城期间屡次爆出看病难、吃饭难的问题

封城初期，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饥饿现象。当时，我在此专栏中介绍了法国学者、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西尔维·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的《饥荒与政治》。和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一样，布吕内尔在这本书中指出，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自然饥荒”已不复存在，所有饥荒都是人为导致。事实上，这些学者讨论的饥荒问题，可以置换为几乎所有的专制政权制造的人道灾难。我不妨做一个“文字游戏”，把书中一段话中的“（现代）饥荒”替换为“防疫次生灾害”（虽然如上所述，我并不认为这些灾害属于“次生”），就能对当下的中国提出完美的解释——

防疫次生灾害的真正问题在于人所共知的肮脏利益的算计：只要某个政权能够把通过使民众受饿来搅动强国的私欲进而从中获益，只要这个政权不受惩罚地对属下民众任意施暴和肆意镇压而不被制止，防疫此生灾害现象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参见《饥荒与政治》第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王吉会译）。

国际社会纷纷向朝鲜伸出援手

最近几天，一些中国网民开始向朝鲜道歉，表示不应该嘲笑这个国家的愚昧无知。他们发现，在朝鲜公开承认爆发新冠疫情以后，官方公布的医疗方案认识到“疾病病程短”、“可以居家治疗”。显然，这与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政策大不一样。中共官方对此心知肚明，一些介绍朝鲜医疗方案的微博遭到删除。有网民感叹说，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连朝鲜都会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会不会全世界只剩一个国家在逆行了”？

事实上，金正恩并未因为“在瑞士上过大学”就让他领导的专制政权变得更加科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朝鲜迄今为止没有让国民接种疫苗，患有潜在疾病的人数也令人担忧，他们面临重症的风险。世卫组织已提出向朝鲜提供疫苗、药物、检测试剂及技术支援，美国、韩国和中国都表示愿意为朝鲜提供支援，但朝鲜尚未明确表达是否接受外部援助的意愿。

在布吕内尔看来，现代社会中“自然饥荒”之所以不复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类生产和储存的粮食已经足够充饥，而且交通运输已经不成问题；第二，国际人道组织和慈善机构总是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伸手援助。

中国政府的长期宣传让民众对这两点都有些陌生，尤其对第二点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任何机构想要生存和发展，都需要让自己变得必要而且重要。简单地说，数量庞大、形态芜杂的各种人道组织和慈善机构及其从业者渴望工作机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市场”。为了得到和保住这些工作机会，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都对中国政府唯唯诺诺，甚至蝇营狗苟。

记得2014年11月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参加一次座谈时，批评中国政府对国际机构的利用、控制和打压。在座有一位国际红十字会的项目负责人，站出来为中国政府辩护，最后竟然情绪激动地拂袖而去。她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和她所在的机构合作，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本来，我的批评是中国政府应该对NGO组织开放更多领域，她则担心这样的批评让已有的空间都难以持续。

“外示饥荒”与“人为且被否认的饥荒”

国际机构的小心谨慎并没有让中国政府“龙心大悦”，“皇恩浩荡”。在当下这场以防疫为名的人道灾难中，这些机构毫无作为，甚至不容置喙，不敢乱伸援手。对全球抗疫担负重要责任的世卫组织，其总干事谭德赛在疫情初期对中国政府曲意逢迎，胡吹乱捧，结果连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对最初爆发疫情的城市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都没能完成。

直到两年之后，今年5月10日，这位总干事才公开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谨慎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应说，“希望有关人士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一周以后，谭德塞虽然继续表达这个观点，但是语气已经变软，称“对政策的选择是每个国家自己的决定”。

对于没有那么强大的朝鲜，谭德塞则没有这么客气，呼吁朝鲜分享数据，接受疫情援助。

布吕内尔在书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她把朝鲜等国的饥荒称为“外示饥荒”，也就是利用已经存在的困难对外展示，以求得国际援助。而1958-1961年发生在中国的饥荒，她称为“人为而且被否认的饥荒”。当时，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自己的政治失误，继续向苏联出口大量大米等粮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碍救援国际机制的启动，掩盖民生疾苦的真相，延续专制政权。两者的区别，在于专制政权是否强大到能够控制局势。

如今的中共政府，更有能力为了政治需求让人道灾难“人为且被否认“。对此，有中国网民总结说：“小时候以为，祖国强大了，就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们了；长大了才知道，祖国强大了，就没人敢来帮我们了。”

我发现上海市政府对草木格外关心。封城半月之后，有本地网友拍摄了照片显示“外滩长草了”。上海官媒火速行动，派记者拍摄尚未长草的外滩地面予以“辟谣”。这一次，对于封城之后淮海中路杂草的自由生长，官媒也毫不懈怠，强调其人为设计（控制）。此景此景，让人不由得对一句古诗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感慨：“树尤如此，人何以堪？”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