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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发文解读“夺门之变”、点赞于谦,何意?
10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这篇《常令名节不堕地》的文章，文章一刊出，人民资讯等一些媒体转载，不少人也纷纷谈了自己的读后感。
我一介布衣，属消息不灵通人士，这里只将这篇军报刊发的《常令名节不堕地》全文转发到这里，供大家鉴赏——
明朝名臣于谦在《静夜思》中写道：“豪华一去难再得，壮气销沉土一丘。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注】
大意是，富贵失去了固然难以再得到，但如果人的壮志消失了，虽生犹死。只要能保持名节，其他一切都不足计较。常令名节不堕地，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于谦身居官位多年，始终清正廉洁，恪守名节，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在明英宗被俘、人心惶惶之际，于谦甘作“救时宰相”，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立新君景帝以绝敌要挟，积极备战迎敌，使明室转危为安。
在明英宗策动“夺门之变”时，于谦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也不作争辩。高高者天，皎皎者心，于谦不畏死、不顾生，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名节之于人，不金帛而富，不轩冕而贵。”人之名节不会因财多而增加，也不会因官高而提升。
崇尚名节，当不忘平生之言，常养浩然正气；砥砺名节，应怀天下之志，不为一身之谋。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耿耿丹心、精忠报国的岳飞；
从坚韧不屈、秉持汉节的苏武，到不附权贵、铁面无私的包拯，一个个都是在风斜雨急时持镇定之操守、忘名利之诱惑，尽显名节之美。
名节蕴含着立身之本、生命之魂、为政之道，绝不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有志之士宁可在清水里当沉泥，也不愿在浊路上当飞尘；无节之人则相反。
唐代司农卿赵履温，巴结权门，一心讨好安乐公主，不仅帮其抢夺百姓田园建定昆池，还经常不分早晚为其拉牛车。
南宋末年，湖州副州官蹇材望在元兵即将攻城之际，带着刻有“大宋忠臣蹇材望”的锡牌假装投水报国，其实是出城投降了。
这些人为了虚名微利，不惜名节，追逐纷华，早已臭气熏天、丑态百出。清浊必异源，凫凤不并翔。不一样的人格映射不一样的天地。
名节好比易碎孤品，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林中甘泉，少不得积聚蕴蓄。一旦受损，真宰渐无。长此以往，或是非不明，或荣辱颠倒，或利令智昏。
一定意义上讲，能否常令名节不堕地，就是区分高尚庸俗之人的分水岭，就是衡量德高品劣之官的试金石。
崇尚名节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亦为滋养民族灵魂的厚德文化。先辈英烈尤重名节，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着名节的底蕴，传递着名节的温度，把名节熔铸成特有的政治品格。
甘肃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王孝锡，浴血播火，“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停留”，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身上被刽子手砍得遍体鳞伤，仍高呼“共产党万岁”。
抗日英雄赵伊坪，在与日军激战时落入魔掌，虽然遭到严刑拷打，依然英勇顽强，“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直至被敌人放火烧死。
新中国成立初期，钱学森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扣留5年，期间他不为迫害所惧，不为利诱所惑，心心念念冲破藩篱归故国，最终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
这些人用喷涌的鲜血、无畏的勇气铸就的名节，气贯长虹、光照日月，成为党史军史中鲜亮的底色。
珍惜名节既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也是成长进步的必修课。然而，个别同志在珍惜名节上，做得还不尽如人意。
有的不在练兵备战上谋打赢，而在琢磨领导的“意图”上费心思；有的虽能笃行一时，但不能持之以恒，随波逐流，重“名气”轻名节；
有的被诱惑于“始”，蜕变于“隐”，趁机钻空子，入“圈子”，在义利纠结中迷失自我。
行有愧怍，节操自当受损；心机不正，人品定会蒙羞。如此，还想撑起一个大写的人字、逃出历史的公议，岂不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花不知名难品第，竹因有节更清高。”为官为将者应时时吝惜名节。涵养名节，贵在坚守；保住名节，难在坚持。
党员干部只有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常令名节不堕地，才能在“练”字上心无杂念，在“战”字上奋勇当先，不忘初心、不改初衷、不移志向、不丢本色。
【注】历史典故：
“在明英宗策动‘夺门之变’时，于谦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也不作争辩。”
资料显示，“夺门之变”，也叫夺门复辟、南宫复辟，是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发生的一场政变，太上皇朱祁镇成功复辟，夺回皇位。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朱祁钰病重。十六日夜，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带一千余士兵偷袭紫禁城，撞开南宫宫门，接出英宗直奔东华门。守门的武士不开门，英宗上前说道：“朕乃太上皇帝也。”武士只好打开城门。
黎明时分，众大臣到了“奉天殿”，只见英宗坐于龙椅之上，徐有贞高喊：“太上皇帝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
英宗复辟后，朱祁钰被迁至西宫，不久去世。
（完）
《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有“狼头李树身LS”的网友，在知乎上发表“荐读《常令名节不堕地》”的读后感——
10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常令名节不堕地》一文，读后有感想如下。
从该文开篇所引用的明朝名臣于谦在《静夜思》一文中“豪华一去难再得，壮气销沉土一丘。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这话来看，其意已经能让人略知一二了。
尤其是该文对于谦所言的阐释，则更能让读者产生醍醐灌顶般的启发：“大意是，富贵失去了固然难以再得到，但如果人的壮志消失了，虽生犹死。只要能保持名节，其他一切都不足计较。常令名节不堕地，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从明史资料上看，笔者认为于谦的“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此言，应该是发自他对明朝著名的太上皇复辟事件，即“夺门之变”的一种真实的心灵感应。
该文以明朝名臣于谦为主角，谈论“保持名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由此顺理成章地描述了明朝的“太上皇复辟”那个著名事件——“夺门之变”的始与终。
所谓“夺门之变”，是指明朝太上皇朱祁镇发动复辟政变夺回皇位。而此时手握重兵的于谦，在明英宗策动政变时，“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也不作争辩”。
大明朝共有十六帝，但只有朱祁镇当过两次帝。原因是当年瓦剌进犯，朱祁镇听信宦官之言亲征，结果反而成了俘虏。
在此危难之际，于谦等人请太后出面立了太子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并阻止了瓦剌以皇帝为砝码的阴谋。
之后在于谦的指挥下，获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成功，瓦剌也只得将朱祁镇放回。在朱祁镇被放回之后，他就成了太上皇。
可是，不久在石亨等人的帮助下，朱祁镇又夺回了皇位，这次变故就是“夺门之变”。
其实，“夺门之变”也叫做“夺门复辟”、“南宫复辟”，它是发生在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的一场政变。
当时，明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十六日夜，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带一千余士兵偷袭紫禁城，撞开南宫宫门，接出英宗直奔东华门。
守门的武士不开门，英宗上前说道：“朕乃太上皇帝也。”武士只好打开城门。
黎明时分，众大臣来到了“奉天殿”，只见英宗坐于龙椅之上，徐有贞高喊：“太上皇帝复位”。英宗复辟后，朱祁钰被迁至西宫，不久去世。
笔者认为，《常令名节不堕地》文中的重点，应是：“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于谦身居官位多年，始终清正廉洁，恪守名节，以至于死后家无余财”；
“在明英宗策动“夺门之变”时，于谦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也不作争辩。”
所以，该文才会如此浓墨重彩地赞美“含冤入狱，也不作争辩”的于谦：“高高者天，皎皎者心，于谦不畏死、不顾生，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读毕凝思：上述赞美之言，符合“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理念。
之前几天，网易的“史海扑通”也曾发文谈过这个历史事件的文章：《夺门之变，于谦为何不阻止》，我转发于此——
明代时期发生过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夺门之变，在那个夜晚，于谦在干什么？为何不阻止这场政变？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闯进南宫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辟。
据说石亨等人复辟行动的时候，于谦之子于冕急匆匆赶来告诉于谦，希望父亲赶紧想个应对之法。
谁知于谦不仅不在意，还呵斥道：“小孩子懂什么国家大事，一切自有天命！”
所以直到石亨等人行动成功，于谦一直坐在家里，什么也没做，直到早朝时间到了，才慢慢整理朝服，上朝去了。
于谦很清楚等待他的是什么，单就北京保卫战时，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由拒绝给朱祁镇开门、以及后来并没有力争迎回朱祁镇这两件事，就已经得罪了朱祁镇。
可想而知，倘若朱祁镇再次复位，即使不杀于谦，他也免不了被罢官或流放的命运。那么于谦为什么什么都没做呢？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于谦能做什么，另一个于谦是愿不愿意做。首先，从于谦这个兵部尚书的岗位职责来看，于谦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
很多人以为，于谦是明代宗朱祁钰最倚仗的大臣，权柄很大，怎么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呢？事实上，朱祁钰对于谦的信任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从于谦在国家重要场合上的站位变化就能看出，朱祁钰对于谦的信任是逐步降低的。起初于谦以“社稷功”，深受朱祁钰倚重，站位上仅次于老臣宁阳侯陈懋之下居第二位。
随着朱祁钰帝王稳固，于谦的位次开始下滑，先是排在老臣王直、金濂之后，景泰三年之后，于谦的前面已经站了一堆人了，像老臣胡濙、王直、内阁的陈循、高榖都能站在于谦前面。
这个位次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于谦反对朱祁钰易储。朱祁钰登基初，太子还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皇位坐稳之后，便想封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但是易储大事需要得到朝臣的支持，于谦不支持，朱祁钰就得拉拢其他大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官进爵。
景泰二年底，景泰帝就着手准备易储，他先是晋升陈循、高榖为少保，三年初又晋升胡濙、王直为少傅。
似少保、少傅、太保、太傅这种虽是虚衔，但放在以前，文臣很少能活着就得此殊荣，朱祁钰别的没有，给这些虚衔倒是很慷慨，谁也抵不住诱惑。
这样，易储时，即使于谦不同意，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你看，虽然朱祁钰半路赶鸭子上架当的皇帝，没有经过任何帝王之术的培养，但制衡之术大概做了皇帝就能无师自通吧。
武将上，朱祁钰最信任的就是石亨了，石亨因北京保卫战有功，直接从武清伯升为武清侯，而且景泰七年、八年几次重大祭祀，朱祁钰都是派石亨代为祭祀的。
最可笑的是，夺门之变当晚，朱祁钰听到声响，竟然问，是不是于谦？而他最信任的石亨却早已另寻靠山，带头背叛他的急先锋。
所以于谦手里的权力只限于兵部尚书一职所能管的事，达不到手眼通天的地步，自然也无法提前探知有关夺门之变的消息，况且具备刺探情报能力的锦衣卫和东厂都没能提前获得情报，又让于谦准备什么呢？
至于石亨带的人是守卫皇城的军队，是天子亲军，兵部尚书是管不了的。于谦负责的只是京营的军队，但是调兵必须得有圣旨，随意调兵等同于谋反。
那么石亨为什么可以指挥军队在皇宫里横冲直撞？因为石亨说我有太上皇的旨意，太上皇的旨意当然也是旨意。太上皇这种敏感人物下的旨意是不好轻易得罪的，所以无人敢拦。
而于谦呢？连秘密上疏皇帝的特权都没有，大晚上的上哪儿请旨，就算请来了可能也来不及了。所以于谦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复辟这个事实。
再说第二个问题，如果于谦想管，以他的口碑声望，从京营带兵进宫勤王能不能做到？肯定能，但是于谦不愿意这么做。
因为这不符合于谦“社稷为重”的思想原则。社稷稳固是于谦做任何事时首要考虑的，远高于个人生死荣辱，所有他才能在朱祁镇被俘，人心浮动时，挺身而出坚决保卫北京。
这点与石亨等投机小人不同。试想如果于谦带兵进宫勤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石亨等人败亡，朱祁镇也因此面临万劫不复，朱祁钰势必不会放过朱祁镇，甚至皇位也不能再考虑朱祁镇的儿子了。
搞不好这些于谦都看不到，因为朱祁钰本就不那么信任于谦，于谦又擅自无旨调兵进宫，这样的权势定会让君王忌惮，一个谋逆罪名就可以杀了于谦。
而朱祁钰重病缠身，时日无多，又膝下无子，皇位最后只能从藩王子嗣中挑选来继承。那么一场政变，所有人都死了，最后还剩下什么，只有社稷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