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政治安全年，也是效忠之年，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半年时间，一轮新的效忠潮正悄然兴起，中共的高级干部在不同场合，公开表达他们对习近平的献媚之意，这股风从中共广西“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刮起，有分析指出，二十大前，恐怕还是有不少地方和官员会争着表忠邀宠，因为中共政治生态如此，要想高升，只得出卖灵魂，取悦习近平。

海外时评人士邓聿文撰文指出：很难说习近平不知道下属和宣传机构在为他造神，把他塑造成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这即使不是出自他的指令，也是他默认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更需要一场个人崇拜，因为二十大不只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还是一次国家走向的选择。习要确保他的政治路线在二十大后得到延续并强化，就必须连任。尽管在外界看来，他的连任不会有什么悬念，可由于这些年得罪了太多的人，包括原来权贵集团，再加上上海疫情搞得天怒人怨，越来越多人质疑他的抗疫政策和领导能力，他的内心有很强烈的不安感，或者说是危机意识。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在党内营造一种备受拥戴的气氛和景象，增强其二十大连任的合法性。

文章分析，习拿什么资本要人们崇拜他呢？他宣称让中国强起来，并制定了一个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可眼下大众并未感受到强起来的喜悦，反被疫情所困，经济下滑、民生维艰。当权9年，没有过硬政绩，又要霸王硬上弓，不肯在二十大让贤，要堵住民众特别是党内高层对他连任的质疑和不满，除了在政治上制造恐怖气氛，还须有人为习抬轿吹喇叭。从这个角度看，习需要有人站出来对他的连任发起劝进表，袁世凯梦想做皇帝，他身边的一众人知道这违背历史潮流，民意反对，可为讨袁欢心，也是为自身利益计，编造一份顺天时报，骗袁他的皇帝梦是顺天时得民心。以袁的精明，未必看不出黄袍加身会遭全国反对，但是这个皇帝瘾太强，又手握兵权，心里就存着侥幸：就算有人公开造反，我有军队呢，怕什么！万一皇帝做成了，中国不就成了袁氏的家天下么？习近平现在恐怕多少有些当年袁世凯的心态。

文章最后写道，广西猜透了习近平的心思，打响了新一轮造神运动的第一枪，就等着人跟进。可在抗疫不利导致民意大逆转后，一些尚有基本廉耻心的中共高官恐怕不会冒失趟这滩浑水。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谁会做“袁克定们”，人们要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表演，记下名字。

袁克定曾假造《顺天时报》供袁世凯一人长期阅读

《顺天时报》是20世纪初日本人在中国发行了30年的中文日报，也是于北京创刊最早的近代报刊。《顺天时报》曾经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发展提出了各种建议，对于一些事件做出了较为公正的报道，但这无法改变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机关报”本质。

被称为“北京近代报纸发端”的《顺天时报》于1901年在北京创刊，初名《燕京时报》，创办者为日本人中岛真雄，由中岛真雄个人经营。

1898年，中岛真雄参与了创建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筹备工作，而后以“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长”的身份赴任我国福州。在中国各地进行“舆论宣传”，为日本的“大陆政策”鼓吹，是“东亚同文会”的对华方针之一。1899年末，“东亚同文会”制定的开展对华工作具体内容中，就包括“在各形胜枢要之地发行报刊杂志，作为启发诱导机关，成为清国舆论界的木铎”等内容。但当时清政府规定，无论中外人士一概禁止在北京发行报纸杂志以及其他与政事有关的刊物。“庚子之乱”时期，清廷逃往西安，中岛认为这是发行报纸难得的机会，遂决定乘机发行中文报纸《燕京时报》。

1901年12月1日，中岛暂借北京工艺局正式推出了《燕京时报》创刊号。由于当时在资金、设备、印刷工等方面均有困难，两周之后与中方合办印刷，才发行了第二号。后来，中岛得到日本贵族院议长兼“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的援助，添置了新的印刷设备，将报馆总社正式迁至化石桥(今北京和平门附近)。初期的《燕京时报》通常为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张、告白、号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统一，其读者多是日本、朝鲜在中国的侨民。不过，在1904年《京话日报》创办之前，该报依然可算是北京唯一的中文日报。

到了1905年，日本外务省发现了《燕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价值，于是用1万日元将其收买。该报转让给日本外务省后，成为日本政府在华的“官方机关报”。1905年7月21日，该报正式定名《顺天时报》(时间另有不同说法)，并获“大清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资质，在北京地区发行。曾任顺天府尹的陈璧为《顺天时报》题写了报头。该报取名顺天，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别名为“顺天”，同时又取“顺应天时”之意。

创刊初期《顺天时报》为竖排版左行文，长55厘米、宽40厘米。民国以后的《顺天时报》每期八版(星期一为四版)，其中二版为论说和要闻，四版为地方新闻，五版为文艺副刊，刊载小说和剧评，七版为外国新闻及本京新闻、时评，另附有广告附张。该报遇有重大事件发“号外”，且“分文不取，免费赠送”，给当时不少人以新鲜感。

《顺天时报》社成立后不久，编辑由最初的四五人扩大到20多人，中日双方人员各占一半，但是分工不同:日方担任外部采访，中方负责文稿的写作和编辑。另外，从中国国内和外国通信社中购得素材，内容由日方挑选后，再由中方进行翻译、编辑，最后由日方汇总审阅后采用。摄影部均为日本人，印刷部设置一名日本人担任总监，一名日本人管理报刊的印刷。报馆聘请了一些中国人担任“论说”和“时评”的撰写，如华人总编辑张伯甘，但代表该报立场的社论部分则必由日本人主笔亲自编写。此外，随着业务的发展，《顺天时报》向中国多个重要城市都派驻了记者和通讯员。

《顺天时报》在创刊后的一段时期，高举“保全中国”的幌子，对清廷“维新改革”献计献策，并向中国介绍日本的近代化制度，系列刊登明治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传记及其主要思想。由于《顺天时报》是日本人经营的，拥有“治外法权”，所以与当时的中国报刊相比，在新闻报道方面相对不受制约，消息来源也快速准确，因此受到中国朝野上下的欢迎。

民国以后，《顺天时报》从日本的对华政策出发，以反对帝制复辟的面目出现，致使销路大增。《顺天时报》曾大量刊载徐镜心的文章，揭露袁世凯镇压革命的行径。而在袁世凯密谋称帝前后，《顺天时报》连续披露列强政府不相信“民意拥护帝制”，报道上海报纸不使用洪宪纪年，而中国南方各省商家账簿仍然使用民国年号的事实，更发表论说《是谁为叛逆耶？》，指出“云南军民长官宣告独立，是反对帝政、维持共和，不得视为强盗匪徒”。由于《顺天时报》的特殊身份，北洋政府不能直接查封这份报纸，据说袁世凯的手下曾经设法谋杀《顺天时报》社的华人编辑，也由于日方的保护未能得逞。

其间，《顺天时报》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连袁世凯本人日常阅读的唯一一份报纸也成了《顺天时报》。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其长子袁克定不惜耗资3万元雇人假造一份天天刊载拥护帝制消息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了很长时间。后来因为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发现外面的《顺天时报》和父亲每天看的不一样才被揭穿。

在张勋发动复辟期间，北京报纸多停刊以示抗议。此时的北京只有《顺天时报》一家大报继续出版，其结果是《顺天时报》成为这场复辟闹剧的唯一详细报道者。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顺天时报》发行的“孙中山先生千古”的号外，成为目前我国留存至今的唯一一张记录伟人辞世的号外报。在李大钊先生就义之后，《顺天时报》曾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革命先烈的高尚节操。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顺天时报》在1916年到1917年达到了它的巅峰，日发行量约为12000份(发行量最高达到35000份)，一跃成为“华北第一大报”。

尽管《顺天时报》也做过许多及时、准确的新闻报道，但其报道的内容越来越掩盖不住该报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本质，因此也越来越多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与抵制。“五四”运动后，该报受到中国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北伐胜利后，北平市“报夫工会”，拒绝邮递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顺天时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顺天时报》社不得不实行直接邮递的方法，但也遭到抵制，该报发行量骤减。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顺天时报》的发行量更是每况愈下，虽有日本政府“补助”，也无济于事，最后于1930年不得不停刊。黄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