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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透露:毛泽东勾结日军大量杀害国军内幕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

图像来源,BBC CHINESE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共产党人与岩井公馆

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图像来源,BBC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责编:李文)

抗战胜利73周年 揭毛泽东勾结日军内幕

中共一些内部文件逐渐曝光,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曾公开说过的一些话,揭露中共在抗日时期出卖国家,勾结侵华日军的丑陋历史。历史学家尚久颖曾直言:“毛泽东实为抗日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他一边卖国求荣,一边愚弄中国百姓的感情。”

尚久颖此前表示,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认为共产党历史上是好的,是这些年才越来越腐败的,其实那是因为历史的真相被篡改了。

近几年,毛泽东关于抗日的部分言论被媒体披露出来,其中有8段话最为惊人,被学者认为足以证实中共在抗日时期出卖国家,勾结侵华日军,而毛泽东实为抗日历史上最大的汉奸。现摘录如下:

1、“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2、“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的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注:国民政府)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5、“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6、“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7、“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的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8、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让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日本学者远藤誉也在著作中披露,毛泽东曾在抗战中和日军暗中勾结。

2016年9月20日,东京福祉大学特任教授远藤誉,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介绍了她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书中披露,抗战期间,毛泽东曾偷派潘汉年和日本间谍机构“岩井公馆”接触,要求停火,并向日本出卖国军情报,以达到自我壮大的目的。

远藤誉:“岩井英一写的《回想的上海》,仔细看了他的书之后呢,我才发现潘汉年向岩井申请了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所以我真吓了一跳。怎么也想不到嘛!辜负中华民族,是不是?”

通过日本间谍的回忆录与毛泽东年谱的记录,远藤誉揭示了毛泽东与日军秘密勾结、出卖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辛灏年认为,书中披露的罪证足以证实,中共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二个汉奸集团。

据中共党史机密档案披露,抗战期间,潘汉年奉毛泽东指令,与日伪特务机构联系、合作(对外美其名曰统战工作),在日伪特务窝里进行活动,为中共联日反蒋、卖国夺权立下过“汗马功劳”。

然而,潘汉年这位中共隐蔽战线的“功臣”,1954年却被毛泽东定罪为“国民党特务”,为什么呢?因为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如果潘汉年不承担责任,毛泽东就要承担罪责。

为了掩盖自己卖国夺权的汉奸行径,保全“伟、光、正”的“高大”形象,毛泽东用潘汉年做了替罪羊,直至灭口。

周晓辉:中共开七大时暗中勾结日军 后感谢侵华

中共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扬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

毛泽东周恩来由衷的感谢日军侵略
毛泽东周恩来由衷的感谢日军侵略

因为事关重大,饶、扬、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扬、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毛泽东骑马
毛泽东骑马

中共代表被汪精卫拒绝后,遂直接与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扬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

对中共与日军勾结的历史,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在其《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提供了两份证据,一个来自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个来自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日记。

据《南京志史》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便启程赴南京。此时,中共七大正在召开。

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扬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而中共一系列卖国勾当无意间却被弗拉基米若夫发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在中共领导人知晓弗拉基米若夫已经知道其秘密后,还特意向他解释,但这位记者显然没有被其谎言所欺骗,他气愤地指责道:“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

弗拉基米若夫所言还真是一针见血,中共何时将人民放在眼中了呢?!中共领导人为了手中的权力,哪里在乎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而为了一己私利,毛和中共在建政后几次感谢“日本皇军的入侵”、甚至不要战争赔款就丝毫不奇怪了。至于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侵华战争,与中共的这种态度不无关联。

据中共官方记载,毛至少6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其中有几次如下:1956年,毛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日本皇军)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呀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的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1960年6月21日,毛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过:“ 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1年1月24日,毛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时、1964年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寿男丶细迫兼光等时,以及1970年12月,毛与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都表达了感谢日本侵华之意。

此外,根据海外英文网站的表述,在1972年9月27日晚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时,毛亦再次感谢日本侵华。

与感谢日本不同的是,毛对于了解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内幕的党内“同志”是毫不留情。他先是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后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被长期监禁。文革中,扬帆患上重病,一只眼睛失明,后来因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出现精神不正常情况。而潘汉年1977年则在劳改中死于肝癌。

饶、扬、潘的下场其实早在他们替中共卖命那天起就已经注定,而像他们误入歧途结局悲惨的人,几十年来实在是无可计数。的确,一个卖国、戕害人民甚至对给自己卖命之人都毫不留情的党,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就是人类的耻辱。

中共高级特工潘汉年被监禁至死之谜

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高级特工,在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建政后,潘汉年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潘汉年夫妇
潘汉年夫妇

潘汉年被逮捕

1955年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携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夏衍和潘汉年,四人一起在餐厅吃了晚饭。饭后,夏衍和潘汉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大约8时左右,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

潘汉年以为又有什么人来看望他,穿着拖鞋便匆匆下楼。来到一间小客厅,只见时任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出现了。罗当即向潘宣布逮捕审查令,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干警一拥而上,迅速“陪”着潘急急走出北京饭店大门,乘上等候门口的一辆小汽车,匆匆离去。

当时,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了,希望与潘有来往的各代表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陈毅还说:潘被捕之事,对外要严格保密,并统一口径:若有人问起潘,就说他有紧急任务出国了。

潘汉年被判刑15年

1955年4月3日,押送潘汉年的小汽车将他直接带进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在这里,潘被关押近五年。1960年3月,由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被移送到这个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新监狱,成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第一批中共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秘密开庭审判潘汉年。据助理审判员彭树华回忆:这次审判之前,就已知结果,因为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过:“这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所谓“办理法律手续”,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过场。

潘的罪名有三:一,内奸,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特务,抗战时投靠日本特务机关,秘密会见大汉奸汪精卫;三,反革命,中共进入上海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彭树华回忆称,“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此次审判后不久,潘就被假释。1963年2月13日,潘以“刑释管制分子”身份走出秦城监狱,转移到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劳改农场。

潘汉年被判无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妻子江青的指令,将潘汉年夫妇再次关入秦城监狱,反复审讯,不停折磨。三个月内,潘汉年竟遭到了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以后,为了审讯他在中共当政后的“罪行”,在38天内对他“连续作战”41次。

经过近三年的突击审讯,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关于潘汉年的“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对潘“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理意见。这个报告经江青转呈毛泽东之后,毛圈阅同意。

1975年5月,被关押八年多的潘汉年夫妇,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由于缺乏医疗,营养又差,年近七旬,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又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

1977年2月24日,潘已卧床不起,后化名“萧淑安”送湖南省第二附属医院治疗。1977年4月14日19时45分,潘去世,终年71岁。

潘汉年案株连甚广

潘汉年冤案发生后,在他长期工作过的上海,受株连的人员面广量大,又形成了一连串冤假错案。据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1982年的材料: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连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处理的有100多人。

潘汉年会见侵华日军高官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用确凿可靠的证据,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梅机关”,与日本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等历史内幕。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1939年,潘汉年和岩井会见后,在另一位中共特工袁殊陪同下,到南京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对潘特别重视,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潘汉年向日方提交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此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2000港币(相当于当时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后来,潘汉年、袁殊又说,要发行什么杂志等,找了很多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不久,潘汉年又得到一大笔钱。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特工袁殊的介绍,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双方会谈三天,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均获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的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奠定基础。

潘汉年会见大汉奸汪精卫

第一次:潘在会见日本外务省间谍岩井之后,经岩井介绍,潘到南京会见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影佐对外公开的身份是侵华日军扶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潘跟影佐交涉后,通过影佐跟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见了面。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对此有详细记录。

第二次是:1943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陪同下会见汪精卫。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由特务头子李士群直接指挥。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20世纪40年代,潘曾多次会见李士群,并在李士群陪同下会见了汪精卫。

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

潘汉年和李士群的关系,在中共出版的《潘汉年传》、《潘汉年情报生涯》中都有提到。

潘汉年是“替罪羊”

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当他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时,谢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30多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结语

当今的中共称潘汉年案是中共建政后“第一大冤案”。那么,毛泽东为何要制造这个“第一大冤案”?就是为了掩盖毛本人决定“联日反蒋”的决策,让潘替毛背黑锅,同时让潘闭嘴。从1955年被抓捕到1977年在监禁中去世,长达22年,潘一直处在中共严密监控下,没有也不可能向外界讲清真相。

潘是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最典型的牺牲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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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是大汉奸

    1949年中共建政后,潘汉年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潘汉年被逮捕

    1955年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携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夏衍和潘汉年,四人一起在餐厅吃了晚饭。饭后,夏衍和潘汉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大约8时左右,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

    潘汉年以为又有什么人来看望他,穿着拖鞋便匆匆下楼。来到一间小客厅,只见时任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出现了。罗当即向潘宣布逮捕审查令,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干警一拥而上,迅速“陪”着潘急急走出北京饭店大门,乘上等候门口的一辆小汽车,匆匆离去。

    当时,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了,希望与潘有来往的各代表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陈毅还说:潘被捕之事,对外要严格保密,并统一口径:若有人问起潘,就说他有紧急任务出国了。

    潘汉年被判刑15年

    1955年4月3日,押送潘汉年的小汽车将他直接带进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在这里,潘被关押近五年。1960年3月,由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被移送到这个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新监狱,成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第一批中共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秘密开庭审判潘汉年。据助理审判员彭树华回忆:这次审判之前,就已知结果,因为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说过:“这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所谓“办理法律手续”,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过场。

    潘的罪名有三:一,内奸,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特务,抗战时投靠日本特务机关,秘密会见大汉奸汪精卫;三,反革命,中共进入上海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

    彭树华回忆称,“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此次审判后不久,潘就被假释。1963年2月13日,潘以“刑释管制分子”身份走出秦城监狱,转移到位于北京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劳改农场。

    潘汉年被判无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妻子江青的指令,将潘汉年夫妇再次关入秦城监狱,反复审讯,不停折磨。三个月内,潘汉年竟遭到了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以后,为了审讯他在中共当政后的“罪行”,在38天内对他“连续作战”41次。

    经过近三年的突击审讯,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关于潘汉年的“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对潘“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理意见。这个报告经江青转呈毛泽东之后,毛圈阅同意。

    1975年5月,被关押八年多的潘汉年夫妇,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由于缺乏医疗,营养又差,年近七旬,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又患了类风湿关节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

    1977年2月24日,潘已卧床不起,后化名“萧淑安”送湖南省第二附属医院治疗。1977年4月14日19时45分,潘去世,终年71岁。

    潘汉年案株连甚广

    潘汉年冤案发生后,在他长期工作过的上海,受株连的人员面广量大,又形成了一连串冤假错案。据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1982年的材料: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连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处理的有100多人。

    潘汉年会见侵华日军高官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和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用确凿可靠的证据,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级特工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和日军参谋总部在南京的间谍机构“梅机关”,与日本间谍机构交换情报,共谋削弱抗日的国军,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等历史内幕。

    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老报人顾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务”袁殊》一文中写道,1939年,潘汉年和岩井会见后,在另一位中共特工袁殊陪同下,到南京与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举行了会见。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汉年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毛泽东的特使”,对潘特别重视,不仅给他发了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还在当时上海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

    潘汉年向日方提交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日方为此每月给潘汉年提供费用,当时是2000港币(相当于当时一个香港公务员五年的年收入)。后来,潘汉年、袁殊又说,要发行什么杂志等,找了很多理由,要求岩井再提供一万港币。不久,潘汉年又得到一大笔钱。

    据中国军网“军事解密”系列对中共特工袁殊的介绍,日本间谍机构为潘汉年举办欢迎盛宴后,双方会谈三天,达成重要默契,并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日军和中共均获极大好处:日军不再受中共军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进攻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的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在日占区后方扩张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政府奠定基础。

    潘汉年会见大汉奸汪精卫

    第一次:潘在会见日本外务省间谍岩井之后,经岩井介绍,潘到南京会见日军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脑影佐。影佐对外公开的身份是侵华日军扶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潘跟影佐交涉后,通过影佐跟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见了面。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对此有详细记录。

    第二次是:1943年,在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陪同下会见汪精卫。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政权特务机构所在地,由特务头子李士群直接指挥。潘汉年与这个特务机关也有联络。20世纪40年代,潘曾多次会见李士群,并在李士群陪同下会见了汪精卫。

    据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

    潘汉年和李士群的关系,在中共出版的《潘汉年传》、《潘汉年情报生涯》中都有提到。

    潘汉年是“替罪羊”

    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当他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时,谢说:

    “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录达30多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结语

    当今的中共称潘汉年案是中共建政后“第一大冤案”。那么,毛泽东为何要制造这个“第一大冤案”?就是为了掩盖毛本人决定“联日反蒋”的决策,让潘替毛背黑锅,同时让潘闭嘴。从1955年被抓捕到1977年在监禁中去世,长达22年,潘一直处在中共严密监控下,没有也不可能向外界讲清真相。

    潘是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最典型的牺牲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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