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黄梅戏的表演大师，将黄梅戏从山村草台搬上了银幕；她曾是舞台上耀眼的明星，无数影迷心中的偶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将她从事业的巅峰打入低谷；她英年早逝，死后受辱，悲惨遭遇令人扼腕叹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近《天仙配》的女主角严凤英，一起回顾这位黄梅戏大师那短暂、绚丽而坎坷的人生。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更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坠落凡间的“七仙女”——严凤英。

1930年，严凤英出生在黄梅戏之乡——安徽桐城。那个时候，桐城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小调，从小耳濡目染的严凤英也爱上了黄梅戏。

13岁时，她开始偷偷跟同族的艺人严云高学戏。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动的表演力，严凤英很快成为戏班里的佼佼者，别人学三遍才会的戏，她能一遍成功，差不多一年后就登台献唱了。但是，黄梅戏在当时只是山村草台上的地方小戏，谁以唱戏为生，就会被乡邻瞧不起，还要受家族的惩罚。严凤英也因为触犯了宗族禁忌，差点被沉塘淹死。

为了保命，她背井离乡，走上搭班唱戏的卖艺之路，在江淮一带漂泊。期间，她结识了丁永泉等老一辈黄梅戏名家。每当老前辈在台上演出时，严凤英都用心揣摩，一点一滴模仿。名师指引加上女子特有的细腻天性，让她演绎起旦角来出类拔萃。

黄梅戏一行历来有“男怕《会母》，女怕《辞店》”一说，因为《小辞店》要求旦角在台上演唱五十多分钟，最考验功夫。然而，严凤英15岁就能从容驾驭这出戏的主角柳凤英，她也因此把名字从原来的“严鸿六”改成了“严凤英”，在戏曲界崭露头角。

由于唱腔明快清圆，演技惟妙惟肖，更善于吸收京剧、越剧、民歌等传统艺术的长处，“严派”这一独特的表演风格也逐渐形成。但是，就在严凤英醉心戏曲事业之时，中共政权建立，戏外的世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1951年，中共开始对“旧社会”的艺术家们进行所谓的“新文艺思想”教育，正在安庆“群乐剧场”演出的严凤英成了被教育对象。

她被灌输“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的思想，对所描绘的“新社会”充满感激。于是，除了表演《打猪草》、《闹花灯》等传统戏，她还积极参演歌颂“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改编戏，演艺事业也看起来蒸蒸日上。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一年后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并首次饰演“新天仙配”的旦角七仙女。在传统戏剧里，《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讲述的是，家境贫寒的秀才董永，为给父亲下葬，卖身傅员外府上为奴。他的孝行感动上天，于是玉帝命七仙女下嫁于他，赐婚期百日。成婚后，七仙女为傅府一夜织成十匹锦绢，傅员外大喜，认董永为干儿，并烧掉卖身契。时满百日，傅员外赠送银两送董永回家⋯⋯。

但是，这样的剧情不符合中共“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在1953年改编的《天仙配》中，奉旨下凡的七仙女变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变成了农民，主动焚契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

观众们看到的是：七仙女向往人间的生活，和董永上演了一场自由恋爱，却被“封建专制”拆散。人们听到的是“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这样的唱词。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天仙配》翻拍成电影，并于1956年上映。据统计，截止1958年底，仅中国大陆的观众就达一亿四千万人次，创下了当时票房的最高纪录。

伴随着电影的轰动效应，黄梅戏一跃成为全国大剧种，严凤英经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确立，她的演艺事业也登上巅峰。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严凤英一心憧憬的“新社会”，掀起了一场令她无法承受的血雨腥风。

她很快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反动权威”、“放毒能手”等莫须有罪名，随之而来的批斗、做检查、写交代，令她人格扫地，受尽屈辱。但是，苦难才刚刚开始。1967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内出现了“追打严凤英联络站”造反组织，年底召开了社会性的“斗严”大会。

作家白榕先生回忆了当年在黄梅戏剧团大院内批斗严凤英的恐怖场面。他写道：“那天晚上造反派耀武扬威地搭台把黄梅戏剧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起来跪在院子里，点起汽灯大喊口号。”四面八方的普通老百姓都涌来看，不是因为他们对严凤英有什么刻骨仇恨，也不是凑热闹，而是来看看这位一代名伶。严凤英当时“被揪着头发，头被压得很低，他们喊着口号一样一样地问她，她硬是一声不吭”。

到1968年，形势变得更加糟糕。3月，严凤英被指控是“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的罪人；4月5日，当地政府机关报《红安徽报》再发造势社论，点名她4年前在北京观摩京剧会演时，“疯狂围攻”京剧《智取威虎山》，称“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第二天，艺校造反派单独提审严凤英，要求她两天后必须交出认罪书和检举其他人的材料，否则就砸烂她的“狗头”。严凤英多年的好友、董永的扮演者王少舫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对她上纲上线。严凤英快撑不下去了。4月7日晚，她找到当年一同进京的一名文化局干部，希望此人能为自己作证，但遭到婉拒。分别前，严凤英留下一句话说：“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

当天夜里，丈夫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下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王冠亚立即让14岁的大儿子赶快去请医务室的医生抢救，自己则带着妻子的书信，向进驻剧团的军代表刘万泉求救。谁知道，刘万泉非但不救人命，还带着几个造反派直闯王家，对着神智尚清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

他们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等等。一开始，严凤英还哭着申辩，渐渐地，她眼不能睁、口不能言，最后奄奄一息、口吐白沫。直到这时，这帮人才扬长而去，中间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随后，王冠亚借来一辆板车，把严凤英拉到医院。那时自杀的“反革命”，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一律拒收，而且认为“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

王冠亚再三央求无果，只能返回剧团开介绍信，此时严凤英的瞳孔已经扩散。最后王冠亚把妻子送到医院的住院部，因为没有病床，他只好把严凤英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抢救，1968年4月8日清晨5点，严凤英停止了呼吸。还差5天，就是她的38岁生日。

不少朋友听到这里，都为这个戏曲精灵的殒落而唏嘘，也对那个时代的疯狂倒错感到难以置信。但是，死亡还不是这出人间惨剧的终结。严凤英咽气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来了。他们不是来慰问家属，也不是向死者致哀，而是继续对遗体进行迫害。

军代表刘万泉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她的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在刘万泉的威逼下，没学过解剖的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严凤英的咽喉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翻找所谓的“发报机”等“特务工具”。但是，他们只找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

事后，刘万泉不但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反而被评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调任到外省保护起来。严凤英被残忍地开膛破肚，罪责都在刘万泉吗？中共的做法已经说明了，他只是党的刽子手而已。

在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破坏，道德标准被摧毁，人性中的恶被无限放大。中共一手制造的红色漩涡，将无数人卷入其中，主动或被动地相互伤害而不自知。就像严凤英，不知不觉中被中共利用，参演多部宣传“革命斗争”思想的现代剧，成了宣传工具；最终，她自己也莫名奇妙地沦为被斗争的对象，被活活逼上绝路。严凤英的悲惨遭遇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恶魔刘万泉如果得不到严惩，文革将再次发生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 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 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７８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１９６７年底他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