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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经济改革为何屡试屡败

建党百年的中共一直试图为其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如宣传中的经济改革和成就。不过近年来国际学者越来越发现,中共每次经济改革都带来新的危机,并持续滑向无可避免的大清算时刻。

共产党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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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智库:中共改革屡试屡败 经济清算时刻逼近

美国知名智库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联合创办人荣大聂(Daniel Rosen)日前撰文称,中共改革失败的代价正在迎来中国经济上的清算时刻。

荣大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副教授,曾于2000年至2001年期间在美国政府任职,在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虽然荣大聂并不认同美国强硬派的观点,后者相信中共从未打算改革、只是假装渴望自由化。但他在文中承认,中共拒绝改革以适应普世价值、而宣扬要走自己的路,但现实情况是,北京曾多次尝试改革,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荣大聂认为,国际社会1978-2015年“接触”中共、为其发展经济铺平道路的顺风,如今已经变成了逆风。现在中国经济的灾难似乎已不可避免,留给中共做出改变的时日已不多。

该文承认了一个与中共宣传大相径庭的事实,那就是中共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包括放开价格、国企倒闭、开放外企等等,其实只是“简单的让官僚们让开”;中共“并未发展市场,只是让市场从政府计划的泥沼中自己成长”。

那么中共自己实施的改革,到底结果如何?

荣大聂在文中列举了近年来中共在海外投资、税收和银行等领域进行改革的情况,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向前两步,后退两步”。他认为习近平尝试自由化失败后,正在加强中央控制,但每次改革失败所产生的危机,令经济清算时刻越来越近。

本文暂不提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因为中共贪为己功、一直在进行宣传。下面重点梳理中共近些年所实施的经济改革的成败。
银行改革:旧患未除添新忧

众所周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对于依赖政府举债扩张的中国经济而言尤其如此。因此金融也是习近平当局最想取得进展的领域之一。

习上任时的背景是,中共江泽民派系为刺激经济和权贵贪腐,多年来持续“货币放水”,导致资金边际效益递减,经济增长乏力,国民经济各部门债务风险持续攀升。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试图从金融领域突围,缓解经济危机。不过,其跨出的第一步就遭遇挫败,激发了2013年的“钱荒”。

2013年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巨大的金融风险,习当局决定推行稳健货币政策,要对快速增长的中国信贷市场“挤泡沫”。当年6月17、18日,中共央行连续动员金融机构去杠杆(降低负债率),声称要“改变流动性永远宽松的预期”。

6月19日中共国务院明确表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为商业银行“去杠杆”定下基调。此举被视为引爆了该轮“钱荒”。

6月20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涨破纪录,最高达到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这两项利率代表融资成本,平时不到3%。之后金融业恐慌情绪加重,流动性告急,股市也随之大跌。

在流动性危机的压力下,中共做出妥协,向市场加大了货币投放,但未放弃稳健货币政策。

收紧、放松、再收紧的货币拉锯战一直持续到疫情前,“钱荒”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习当局改革银行业的第二个大动作“开放利率”,是强化市场机制、开放竞争的重要一步。然而,这次尝试从开始就没有真的迈出去。

2015年10月,中共央行放开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性管制;但同时设立了所谓的“利率自律机制”,结果是名义上银行利率已经放开、但几乎没有真正改变。

中共实施银行改革的目的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说白了就是遏制资金“脱实入虚”流入房地产和金融体系,从而降低通货膨胀和金融泡沫的风险。

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紧缩信贷、还是放开利率,都未能成功让资金“脱虚入实”。相反,支持国企以及权力寻租等中共体制性缺陷让收紧了的信贷资金,更大比例地沉淀在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中共权贵“白手套”的贷款中。许多国企干脆做起了“资金倒爷”,通过委托贷款谋取暴利。

银行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政府稳健货币政策成为勒紧民企脖子上的绞索。

习当局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普惠金融”改革,成为中共经济改革未竞功、反添乱的又一例证。

“普惠金融”的初衷是想帮助普通民众和小微企业等难以从传统银行业务中获益的群体,也能够获得贷款。

但习当局未能让金融业将放贷重心向百姓和民企做出多少倾斜,反而催生出P2P网络金融等中共特色的怪胎,让成百上千万中国家庭损失惨重。

中共去年已将P2P强行清零,但未披露会否为8000亿人民币的P2P坏帐买单。

财税改革:土地财政被终结还是被强化

财税是中共的钱袋子和生存保障。过去40年中,中共对财税体制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

第一次是在邓小平掌权时期,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目的是缓解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

分税制导致中共地方政府收支严重失衡,迫使地方寻找收入来源,被中共体制内外的学者公认为是“土地财政”的根源。而江泽民掌权期间推行的住房商业化,则被视为土地财政的催化剂。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利,主要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土地、房地产交易相关的各种税费收入,以及土地抵押产生的债务收入。

习近平当局于2014年启动了第二次大的财税改革。

2014年7月,时任中共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官方公告中(中共官网说明),披露了该次财税改革的目标和内容。

楼在公告中称目标是2016年基本完成改革重点工作和任务,主要是控制地方政府的收支和债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不过,2016年当年,中共对本应完成的财税改革重点任务只字未提。

事实上,在中共预定建成现代财政制度的2020年,已经卸任的楼继伟撰文称中共财政形势极为严峻,“大约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财政困难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会非常困难”。

前任财政部长的说法几乎公开承认了中共最近一次财税改革的失败。但这并不代表习当局没有进行过尝试。

2018年6月,中共各省市国税地税局合并,施行税费统一征管。2021年6月,中共国务院发布通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有地方财政人士透露说,税收征管和土地出让金的改革暂未改变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

截至目前,中共中央层面并未对此做出任何说明。

而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习近平当局对终结土地财政、收回地方财权做出的最新试探。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试图探究更深层的真相,“与金融改革类似,让习当局对推进财税改革投鼠忌器的,依然是中共自己。”

近年来中共一直在调控房价,宣传房住不炒,并研讨土地财政的弊端,包括吹涨房产泡沫、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推高地方债风险,高房价抑制消费、影响稳定等。

但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国楼价依然是越调控越上涨。土地财政也逆势上扬。2020年政府卖地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84%,今年前4月同比增长35%,卖地收入不断刷新记录。

李林一认为,这些事实表明了,无论财税制度如何改,中共从土地财政中攫取的收入只会增、不会减,因为“追根溯源,土地财政的用途其实是维持中共政权,其中包括发展基建、刺激经济,为其政权寻找所谓的合法性依据。”

“习近平为了维稳可能想要动土地财政,但不太可能放弃、而只会加强它,例如开辟新的财税来源、包括中国社会热议中的房产税。”
股市改革:“股灾”成常态

面对银行、地方政府、企业部门等盘根错节的系统性债务风险,习当局也考虑过开放股市,试图通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降低债务风险。

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融资被称为“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指不通过金融机构的股权融资。后者在金融结构中的比重高,被视为有益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一般比中国高出一倍。

2013年11月30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宣布2014年1月重启IPO,进一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等改革。

新政刺激下,2014年中国股市发行一百多只新股,另有六百多家公司排队冲上市、形成了所谓的A股“堰塞湖”。同时中共动用宣传机器鼓吹牛市,鼓励民众买入股票。

在政策驱动下,A股变成“疯牛”。2014年上证综指上升53%、深证成指上升34%。2015年前5个半月,上证综指骤升60%,而深证成指更是暴涨122%。

习此时才意识到股市狂热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开始限制股市“杠杆”(借钱炒股)。泡沫随即破灭,2015年6月A股暴跌,一个月内市场价值缩水三分之一,之后不断跌破底线。

虽然习当局出动了“国家队”资金救市,并不断修补股市制度,但中国股市再未恢复元气,并在之后的多数年份中屡次爆发两位数跌幅的股灾。直到今天A股市场仍比2015年的高点低25%。
市场化改革:“国进民退”

2013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公报,声称“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习上台之初在银行、股市和财税等领域曾经实施的改革,似乎是试图践行市场化的承诺,但在浅尝辄止和一触即溃的几次试探后,当局选择了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道路,即坚持党、而非市场来领导一切。

习近平力推的国企改革成为中共改革的风向标。

2015年9月,在习近平亲自督促下,中共出炉国企改革的总体框架文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共国务院链接)。同期国务院和党媒多次为国企改革造势,“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大力推行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共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许多经济界人士称为“新公私合营”。不过习本人多次否认了这一指称。

几乎是同时,中共在2015年的股灾中放出“国家队”救市,也打响了国资收购民企的信号枪。

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股灾频发,中共收紧IPO(首次公开募股)和银行信贷的政策变动,令民企资金流动性雪上加霜,A股市场股权质押告急。

中共借此发起的“国资驰援民企”运动虽然没能救活股市,但却吃下了不少民企。WIND统计显示,2017-18年,A股公司属性发生变化的企业中,民企转变为国企的占比过半。2019年控制权变更的上市公司中,国资入主民企的继续过半。

同花顺iFinD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年内参与A股并购655起,占比仍然近半。

实际上,习近平在2016年就重拾半个世纪前毛泽东的“名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自此,习当局所推行的经济改革似乎不再顾惜“市场化”的招牌,而是紧紧围绕党的领导。

到了2018年,“民营经济离场论”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并激起中国商界的恐慌。同年11月1日习近平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专门“辟谣”,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然而,习的话语已经难以让中国企业家们安心,因为党采取的行动令“自己人”心中不安。

除了当局高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国资吞并民企等被外界称为“国进民退”的经济转向外,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习实施的改革正在开市场化的倒车。

中共去年打压中国首富马云及其阿里、蚂蚁集团,此举不但打击了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更重创了中国民企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积极性。

马云柳传志
马云柳传志

有匿名企业家表示,“马云事件表明,没有人是安全的”。

去年8月登上国际头条的上海195万党员名单则让世界惊觉,需要忧心安全的不仅是中国企业家,还包括了外国企业和政府。

早在2016年就被传上网络的这份外泄名单显示,众多知名外企、外国大学、使领馆都被中共党员渗透,甚至建立了党支部。中共官媒也曾报导,截至2016年70%以上的中国外企内已经建立了党支部。

李林一总结说,“习近平当局近年在屡试屡败的改革中,不断喊停中共的各种短期政策,其实是在为前任江泽民派系的中长期经济政策买单。”

他举例说,习遭遇惨败的银行、股市和房地产调控等改革,就是试图解决江氏的货币放水、股市圈钱和住房产业化等经济政策所遗留的恶果。“近期中共开始整肃教育培训业,也是想要解决江氏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后患。”

“江泽民搞得住房、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分化。习近平为了维稳,近年来一直在尝试终结这些中长期政策。”李林一补充说,“但在中共体制下,旧问题解决不了,又带来新危机。”

责任编辑:叶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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