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总统任期内的其中一项决定性事务就是如何跟中国打交道。他继承的中美关係当前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虽然有些人将此归咎于其前任川普，但川普纵使难辞其咎，却只是在火上浇了点油而已，真正点燃并烧旺火焰的其实是中国领导人。
在过去十年裡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温和政策，同时在许多方面变得更为强硬；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将其军事化，侵入日本和台湾附近水域，沿著两国喜马拉雅山脉边界对印度发动入侵，并对敢于批评它的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
在贸易方面，中国通过补贴国有企业、强迫外国企业将智慧财产权转让给国内合作方来扭曲竞争环境。而川普通过向盟友以及中国徵收关税的应对方式儘管相当不得力，但他对华为等企业发佈禁令的举措——这些公司建设5G网路的方案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则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
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仍然相互依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超越双边关係的各项生态事务上——因此美国不可能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与中国完全经济脱钩。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几乎不存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相互依存关係，相比之下美中贸易额每年达到近5000亿美元，双方之间还存在著广泛的教育和旅游业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学会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进行专制控制（苏联人则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中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全球交易伙伴。
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快速增长，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已经不再可能左右中国人的行为，但如果从联盟的角度考虑则并非如此。发达民主国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财富总和远远超过中国，这就凸显了日美同盟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性。冷战结束时双方很多人都认为联盟已经是过去的遗物，但事实上联盟对未来也至关重要。
美国政府曾经希望中国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习近平却带领他的国家走向了更加对立的一面的。一代人之前美国在支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几乎没有要求对等待遇，相反中国却扭曲了整个竞争环境。
美国的批评者经常指责柯林顿和老布希总统过于天真，妄图以接触政策去将纳入中国自身体系，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柯林顿的中国政策确实提供了接触，但也通过重申与日本的安全关係作为应对中国地缘政治崛起的关键来对冲这一赌注。东亚有三个大国，如果美国能与日本（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国家经济体）保持一致，那么这两个国家就可以塑造中国力量增长的整体环境。
此外，如果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第一岛链（这是将后者驱逐出该地区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构成该岛链最重要部分的日本仍然愿意为驻扎在那裡的5万名美军提供慷慨的东道国支援。而如今坎博（Kurt Campbell）这位柯林顿政策的老练明智执行者已经成为了拜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键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协调人。
与日本的联盟在美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自2000年以来，前副国务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战略关係的两党报告。在我们于2020年12月7日由无党派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佈的第五份报告中，我们认为日本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不希望被中国牵著鼻子走。该国现在正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地区议程，宣导自由贸易协定和多边合作，实施新的战略以塑造地区秩序。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率先对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重新解释以加强日本在《联合国宪章》下的防卫能力；在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係后，他将该区域贸易协定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係协定》的名义保存了下来；还主导了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关于印太地区稳定的四方磋商。
幸运的是，在首相菅义伟的领导下这种地区领导力很可能会得以延续——曾担任安倍内阁官房长官的他很可能会沿袭后者的政策。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民主价值观将继续构成与美国结盟的基石，而日本的民意调查则表现出历史新高的对美信任度。不出所料，拜登就任后给外国领导人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菅义伟并向他保证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係。
日美同盟在两国内部仍然很受欢迎，而两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方。它们可以一起制衡中国的势力并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流行病等领域以及努力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基于这些原因，在拜登政府制定应对中国持续崛起的战略时，与日本的联盟仍将是重中之重。
作者介绍：
奈伊
• 哈佛大学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助卿
• 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与巧实力（smart power）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