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名退出共产党”，前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8月19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自己要实名退出中共党、团、队。
事实上，李传良在2014年时就主动要求退出副市长职务及公职，多年拒绝缴纳共产党党费，隐性的脱离共产党党籍。
2020年2月14日，李传良原财政局下属、后升任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孔令宝，因发表中央隐瞒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的言论，遭举报后革去职务；当日下午孔令宝就遭警方逮捕，家中和办公室都被彻底搜查。李传良获悉后，担心自己过往的言论与观点也会遭株连，在海外民运人士协助下，辗转周折在疫情下惊心出逃，近日才抵达洛杉矶。
“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再干下去了”
不少人都质疑李传良为何要辞去公职？就算不当副市长，他依然也是厅级干部，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殊福利与待遇。但他说：“真正的好朋友，知道我心路历程的人都觉得我做的对。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再干下去了。”
1983年李传良开始参加工作，他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税务师执照，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硕士，后又获高级会计师认证，在工作第四、五年后李传良获批入党。李传良表示自己多年来都是从事实际的财务工作，属于技术人员，一直与政治圈格格不入。
2011年末，因工作单位调整，李传良被任命为鸡西市副市长。他在近三年的副市长工作中，逐渐进入市政核心，看到了各种腐败的决策方式与工程弊案，他说：“搞工程、搞土地都有公款消费，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有这些情况”，但因位卑言轻，李传良也只能尽量制止或不执行某些案件。“我也曾经很直言，去举报过，但结果处罚很轻，都是官官相护。”李传良也曾被上级威胁利诱，暗示他只要配合，就会有提级晋升的机会。
最后李传良决定主动请辞，单位也发现他态度消极，2014年将其调任鹤岗副市长。李传良说：“因为我是有情绪的，不想干了。所以后来工资遭停发、退休、保险也被终止。”
中共官媒报导李传良于2012年5月正式任鸡西副市长，他表示这是因程序操作而出现时间差，中共的官员任职并非选举，大多都是内定、安排，共产党要谁上去，就谁上去，所以官员正式任职会出现一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的时间差异。李传良说：“官方说法仅供部分参考”，实际上他于2011年末就正式任鸡西市副市长。
2017年，李传良正式撤底离开中共及政府体制，俗称“裸退”，成为“自由人”。他说：“当我拿到护照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自由，还开心地打电话告诉朋友。”之后他就一直担任企业的税务顾问，兼做些个人营生。
很忧心中国会回到文革时期
中共肺炎疫情前，李传良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评论时局与政府决策，他说：“其实以前也不是没有担忧，只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小范围群聊、吃饭时，他与友人都会谈及中共体制问题，讨论“党”的弊病。但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可能所有人都不敢说了，因为中共鼓励监督举报、缩紧言论自由，尤其是“天眼工程”，天上、地下的各种监视，民众大多是敢怒不敢言。他很忧心中国会回复到文革时期，因为相互举报，所以造成夫妻反目、父子成仇。
李传良说：“我们都是敢于说话的人，但太说实话了。”孔令宝被抓捕的罪名中有一条是“发表不当言论”，但究竟什么是“不当言论”？身为现任共产党的第四级书记，但孔令宝却说：“不能再给共产党卖命了，不能给共产党干了。”这则私人对话遭录音举报，孔令宝也因而获罪。
李传良表示，今年2月初中国疫情感染严重，但官方不让地方官员上报，孔令宝作为辖区内的一把手，亲眼看到当地枯竭煤矿区的失业工人们接二连三地罹患中共肺炎，疫情传播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决定向上反映，但最后中共却给他罗列了一项“疫情防控失职”的罪名。他说：“中共想抓谁就抓谁，孔令宝获罪其实也是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举报人也是内部人士，孔令宝下台了，他就上去了。”
李传良说：“这是典型的背锅，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反而获罪。”他认为当时中共官方已公布了中共肺炎疫情，孔令宝也不是吹哨人，“他说的已经很慢了，早说一天，可以少死很多人。”但中共仍要孔令宝当“替罪羊”。
疫情爆发后，每个中国人都被安上了一个健康码，其实就是戴上了24小时、全方位的监控器，不过大多数老百姓们都是能保命就好，其余的谁也没办法想太多。李传良说：“我从来不看中共给的数据，我也不信。它太不透明了，数据也不准确。谁信啊？但谁敢说呢？”
勇于发声，让更多人一起站出来
据李传良所知，他的确听闻过中共高官都在服用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除非是体制内部、或透过网路翻墙从海外获得资讯的人才会有所耳闻，李传良在中国时也曾多方打听这个药品，但买不到。他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就是表面文章比较多，真实的比较少；虚假的比较多，真正的比较少。” 大部分的下岗工人都没有收入，大家都在担心未来怎么办，都在能存点粮食算一点的情况下求生存。
李传良认为中共独权专政，失去民间、社会与国际的监督，许多政策不符合民意， 不合乎现实。他说：“哪有房子盖了几年就拆了？这里面有开发商利益啊！”这就是政策腐败的原因，中国没有公正的政策，只有为了利益群体设立的政策。
李传良曾遭实名举报失职、渎职，他表示那个案子是因辖区下的城乡建设局官员贪腐，民众连名举报副市长，提高问题层级、获得更多舆论关注。李传良说：“根本没我什么事，最后还是我帮举报人解决了问题，是民众想找人解决问题，所以扯上我。”他认为中国的“上访”绝大多数都是事出有因，一个人、两个人可能是个人问题，但这么多人上访，代表政府官员有很大的问题，中共体制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李传良认为在中国，不论是高官、企业家或知识分子，只要稍微有点良知，都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要面对中共政权的各种打压政策，还要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说：“现在中共的官员也是高危险、高风险的工作。”逃离中国后，他决定要勇于发声，因为唯有站出来，才能让更多人一起站出来，才能真正保护到自己的亲友与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