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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出逃美国并公开宣称退出中共

“我真名退出共产党”,前中国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8月19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自己要实名退出中共党、团、队。

中国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出逃美国并公开宣称退出中共

事实上,李传良在2014年时就主动要求退出副市长职务及公职,多年拒绝缴纳共产党党费,隐性的脱离共产党党籍。

2020年2月14日,李传良原财政局下属、后升任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孔令宝,因发表中央隐瞒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的言论,遭举报后革去职务;当日下午孔令宝就遭警方逮捕,家中和办公室都被彻底搜查。李传良获悉后,担心自己过往的言论与观点也会遭株连,在海外民运人士协助下,辗转周折在疫情下惊心出逃,近日才抵达洛杉矶。

“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再干下去了”

不少人都质疑李传良为何要辞去公职?就算不当副市长,他依然也是厅级干部,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殊福利与待遇。但他说:“真正的好朋友,知道我心路历程的人都觉得我做的对。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再干下去了。”

1983年李传良开始参加工作,他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税务师执照,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硕士,后又获高级会计师认证,在工作第四、五年后李传良获批入党。李传良表示自己多年来都是从事实际的财务工作,属于技术人员,一直与政治圈格格不入。

2011年末,因工作单位调整,李传良被任命为鸡西市副市长。他在近三年的副市长工作中,逐渐进入市政核心,看到了各种腐败的决策方式与工程弊案,他说:“搞工程、搞土地都有公款消费,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有这些情况”,但因位卑言轻,李传良也只能尽量制止或不执行某些案件。“我也曾经很直言,去举报过,但结果处罚很轻,都是官官相护。”李传良也曾被上级威胁利诱,暗示他只要配合,就会有提级晋升的机会。

最后李传良决定主动请辞,单位也发现他态度消极,2014年将其调任鹤岗副市长。李传良说:“因为我是有情绪的,不想干了。所以后来工资遭停发、退休、保险也被终止。”

中共官媒报导李传良于2012年5月正式任鸡西副市长,他表示这是因程序操作而出现时间差,中共的官员任职并非选举,大多都是内定、安排,共产党要谁上去,就谁上去,所以官员正式任职会出现一个月甚至是半年以上的时间差异。李传良说:“官方说法仅供部分参考”,实际上他于2011年末就正式任鸡西市副市长。

2017年,李传良正式撤底离开中共及政府体制,俗称“裸退”,成为“自由人”。他说:“当我拿到护照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自由,还开心地打电话告诉朋友。”之后他就一直担任企业的税务顾问,兼做些个人营生。

很忧心中国会回到文革时期

中共肺炎疫情前,李传良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评论时局与政府决策,他说:“其实以前也不是没有担忧,只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小范围群聊、吃饭时,他与友人都会谈及中共体制问题,讨论“党”的弊病。但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情况,可能所有人都不敢说了,因为中共鼓励监督举报、缩紧言论自由,尤其是“天眼工程”,天上、地下的各种监视,民众大多是敢怒不敢言。他很忧心中国会回复到文革时期,因为相互举报,所以造成夫妻反目、父子成仇。

李传良说:“我们都是敢于说话的人,但太说实话了。”孔令宝被抓捕的罪名中有一条是“发表不当言论”,但究竟什么是“不当言论”?身为现任共产党的第四级书记,但孔令宝却说:“不能再给共产党卖命了,不能给共产党干了。”这则私人对话遭录音举报,孔令宝也因而获罪。

李传良表示,今年2月初中国疫情感染严重,但官方不让地方官员上报,孔令宝作为辖区内的一把手,亲眼看到当地枯竭煤矿区的失业工人们接二连三地罹患中共肺炎,疫情传播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决定向上反映,但最后中共却给他罗列了一项“疫情防控失职”的罪名。他说:“中共想抓谁就抓谁,孔令宝获罪其实也是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举报人也是内部人士,孔令宝下台了,他就上去了。”

李传良说:“这是典型的背锅,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反而获罪。”他认为当时中共官方已公布了中共肺炎疫情,孔令宝也不是吹哨人,“他说的已经很慢了,早说一天,可以少死很多人。”但中共仍要孔令宝当“替罪羊”。

疫情爆发后,每个中国人都被安上了一个健康码,其实就是戴上了24小时、全方位的监控器,不过大多数老百姓们都是能保命就好,其余的谁也没办法想太多。李传良说:“我从来不看中共给的数据,我也不信。它太不透明了,数据也不准确。谁信啊?但谁敢说呢?”

勇于发声,让更多人一起站出来

据李传良所知,他的确听闻过中共高官都在服用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除非是体制内部、或透过网路翻墙从海外获得资讯的人才会有所耳闻,李传良在中国时也曾多方打听这个药品,但买不到。他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就是表面文章比较多,真实的比较少;虚假的比较多,真正的比较少。” 大部分的下岗工人都没有收入,大家都在担心未来怎么办,都在能存点粮食算一点的情况下求生存。

李传良认为中共独权专政,失去民间、社会与国际的监督,许多政策不符合民意, 不合乎现实。他说:“哪有房子盖了几年就拆了?这里面有开发商利益啊!”这就是政策腐败的原因,中国没有公正的政策,只有为了利益群体设立的政策。

李传良曾遭实名举报失职、渎职,他表示那个案子是因辖区下的城乡建设局官员贪腐,民众连名举报副市长,提高问题层级、获得更多舆论关注。李传良说:“根本没我什么事,最后还是我帮举报人解决了问题,是民众想找人解决问题,所以扯上我。”他认为中国的“上访”绝大多数都是事出有因,一个人、两个人可能是个人问题,但这么多人上访,代表政府官员有很大的问题,中共体制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李传良认为在中国,不论是高官、企业家或知识分子,只要稍微有点良知,都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要面对中共政权的各种打压政策,还要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说:“现在中共的官员也是高危险、高风险的工作。”逃离中国后,他决定要勇于发声,因为唯有站出来,才能让更多人一起站出来,才能真正保护到自己的亲友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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