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码头有灵魂，也许会了然，波澜起伏只是表象，永恒不变的，是不同力量的拉扯。而它，只是随着潮起，又潮落。一如它所处的伶仃洋那般，惶恐零丁。”

如今的葵涌货柜码头，令人绝望。

香港昂船洲大桥下，这个码头曾兴旺非凡。那时，西环对开海面满是邮轮，想上岸，排两三天的队稀松平常。货车从码头连接成长龙，司机们即使不耐烦，也不得不等上至少半个小时。堆场上，集装箱堆积得水泄不通。

自从葵涌码头建成以来，一直在这里讨生活的70岁老“排长”钟志雄还记得，过去码头内车多路窄，“街车”、内拖车都多，“每转一个弯都需要让车”。

短短三十年，往事烟云散。

如今葵涌不复繁华，九号码头因清场上没有一只集装箱，海港也未见一艘船停靠，空空荡荡。

起初，汪明荃发现这些变化。她拍下了一组短视频，不胜唏嘘。自1947年随父母移居，见证香港繁荣与变迁的她，认定这意味着什么。

事实，则是后市悲观停租清场。

码头，是香港和许多香港人故事开始的地方。

香港的崛起，离不开码头，离不开从码头上岸的一船船移民，离不开一箱箱停留又远走的货物。香港的故事，也几乎等同于香港码头的沧桑变迁。

这些码头，从停靠渔船、海盗船的避风港变成全世界货物的集散枢纽，用了超过150年的时间，但从巅峰跌落，只需短短的十几年。

鸦片之湾

开埠以前，这世界上还没有香港。

当时，会在这个渔村停靠的，不是渔船就是海盗船。如今，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太平山仍被民间叫作“扯旗山”，正是因为当年海贼盗匪聚集、旗幡飘扬的盛景。

直到他们发现更赚钱的生意。

作为鸦片战争前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一直受到政府的监管。为了避开清政府管辖范围，英国商人把目光转向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在这里开设起囤货码头，也让这个小渔村，化作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的跳板。

推动鸦片战争的大鸦片商渣甸，就在其列。

1802年，渣甸还只是一个随船飘流在海上的外科医生，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作为雇员，跟船是有好处的——可以随身夹带大约一百英镑的货物。渣甸凭着从别人那游说配额干起走私，十五年后结束海上生涯时，攒下的钱已经足够他跻身一些小商行的股东行列。

渣甸不愿意做个小股东，他要干票大的。

1832年，在众多合伙人支持下，渣甸在广州开设了一间普通合股公司，取“快乐融合”之意，命名怡和洋行。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除了从中国运茶叶到国外，就是从国外运鸦片进中国。鸦片吸入肺腑，融入血液，便谓之快乐融合了。

一年后，英国国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怡和洋行赶上了好机会，一跃英国在亚洲最大的洋行，鸦片贸易量也从一年4000箱，一路暴涨到一年能卖36000箱。怡和洋行的鸦片快船红色流浪者号，一年之间频繁往返香港与印度，成为了码头上的常客。很快，他们成为了东方最强大、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公司。

但这还不够。渣甸在开除一位拒绝在安息日装卸鸦片箱的船长后说，”我们每个人都遵守严格的宗教原则，但我们担心太正直的人不适合毒品贸易。”很快，他们开始游说英国推行战争占领港口，让鸦片贸易可以合法化与规模化。

他们做到了。

1838年，渣甸启程回英国前夕，来自世界各国的80多名商人举杯相送，就连请政府也一直留意着他的动静。确认渣甸启航之后，负责广州禁毒的钦差林则徐闻风而动，收缴来20000多箱鸦片集中销毁。

这次销烟，成了渣甸在国会面前斡旋的筹码。

数百名商人在他带头下签名请愿，促成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渣甸包揽下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军队和军舰的补给。在这份计划里，他特意提出占领广州附近的一个岛屿或港口，比如港口开阔而安全的香港。

不过，一开始英国看中的是舟山。

在清廷眼中，舟山靠近北京，且在长江出海口，危及浙苏沪这些税收“粮仓”，必不可失。而当时微不足道的香港，可以作为与列强周旋的筹码，已经是它最大的价值。如此，这块只有7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离开了清国的地图，进入了日不落帝国的版图。

其实，英国人根本瞧不上这地方，他们称这里为“barren rock”（意即贫瘠的小岛）。因为这里实在太小了，香港岛本岛只有约78平方公里，而舟山本岛有502.6平方公里。土地紧张，刻在香港的基因里。时代的必然，早已在历史中埋下了伏笔。

这个弹丸之地，也有舟山岛比不上的地方，这里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港阔水深，风平浪静，不淤不冻，通道众多，这个先天的条件，是它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的原因之一，这让它不仅是香港岛的码头，甚至成为整个中国的码头，世界的码头。

开埠那天的拍卖会上，怡和洋行用565英镑，买下香港第一块出售的地皮。

紧接着，香港的码头有了现代的雏形，码头上来往反复的，主要是鸦片、英国军队军械、洋行、英国人；岸上的慢慢建立起英国军事基地、洋行、仓库；海面上停靠的是英国的海军战舰，以及洋行的商船。

船运、仓储、船坞成为香港最早出现的经济行业。

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接踵而至。战争塑造出的流民们，则在下南洋风潮的引导下，为这里带来充足的底层劳动力。大量来自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贫民从码头登陆香港。洋行那些堆满码头的鸦片，也找到了充足的苦力。

通过洋行的船和鸦片，香港开始与世界相连。英国人正式接管香港后，鸦片贸易被合法化，鸦片贸易从黑暗走到前台。从此，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走私巢穴和贮存、转运的集散地，并持续了30年之久。

“香港是靠鸦片才得以存在”，这样的历史评价没有夸张成分。1847年,从香港码头出口的货物总值为22.6万英镑,其中鸦片占了19.5万英镑,超过总值的86%。鸦片的贸易量也在增加，1857年,经由香港码头进入中国的鸦片达6.6万箱,远远超过鸦片战前的最高水平。

背后的日不落帝国，获益颇丰。但这依旧是大英帝国地图里面不受重视的贫瘠之地。

承接半个上海

曾以侵略者姿态进入中国的怡和洋行，又在新的侵略者驱赶下疲于奔命。

1937年，受战火侵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告急，近旁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也不再安全。好不容易从香港把触角伸向内地的怡和洋行，不得不放弃设在上海的总公司，在国民政府号召下迁往重庆。

至于那些没有随迁的上流阶级们，则把赌注压到了香港。

1941年3月19日，从小崇拜郑和、一心想做“船王”的董浩云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并将内地的航运产业转移到香港，他还带来了后来香港的第一任特首——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

李鸿章那不被后人承认的外孙女张瑛，也被战火留在了西环码头上的香港大学，用笔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后来，她的笔名比本名更为人所乐道：张爱玲。

在被看作“避风塘”的香港，人才、资金，乃至产业都随着逃难的人流汇聚起来。一个做转口贸易的港口城市，在特殊的时代下变成制造中心，如今的不少老派实业富豪，便是这时开始扎根香港，比如荣氏家族、董建华家族、包玉刚家族，邵氏家族等。

这时的香港码头，来来往往的货物终于不再是鸦片，华侨从世界各地募集而来的药品、军械、粮食、资金等都通过香港转运到内地，为抗战贡献出这座城市的价值。

但是，登上香港的码头不等于彻底安全了，中国内陆的战场进展缓慢后，日本军国主义陷入疯狂。

1941年12月8日，日军向驻扎在新界的英国军队发动进攻，港岛在短短18天内完全沦陷。同一天，日本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25日那天，这个刚刚萌芽的自由商埠的第101次的圣诞节钟声，成了丧钟。这距离英国正式接管香港的1841年正好100年，但他们不得不暂时退场，日本成为这片海岛暂时的主人。

日军治下，经济崩溃接踵而至，港币贬值、物价飞涨，岛上百姓连粮食、供水、医药等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抢购大米成了日常，甚至有“人吃人”的传闻流传下来。最后港府不得不向日本求助，但大米配给制度给日本军政财政带来极大财政负担。

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逃到香港的潮汕人李云经染上肺病奄奄一息，弥留病榻之际，他告诫14岁的儿子李嘉诚：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香港的发展几乎停摆，码头也成了在日军的监视下流通港岛居民生存物资的场所。

一切直到1945年，日本在密苏里号签订投降协议，香港再度归入英国管辖范畴。这一年，16岁的李嘉诚去了舅父的钟表店里做学徒，要负担家庭的他，还太小，没有能力践行父亲交待的“求人不如求己”。

那时的香港，依旧是英国的殖民地，还不是李家的城。

战争总是不断地把各种资源推向香港，当然，战争也不断地利用着香港。

后来国共内战，香港再次成为避风港。在野政客、商人巨贾、知识分子、地主遗老、国军军官、贫农流民都把香港视为最佳庇护所。人才和资金也继续出现暴增。1946年至1950年，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超过5亿美元，人口则以百万计。《香港年报》直呼城市严重拥挤，“许多新来者对城市生活毫无所知，忽视卫生规条。成千上万的人们，在破损的房屋里寻找居所，没有卫生设备，从污染的井里取水”。

1945年，香港人口为50万，至1950年，香港人口大增到220万。

香港成了移民汇集之地，一浪接一浪的移民人口汹涌而来。在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轮船，成了触摸远方世界的桥梁，码头，是世界上最近的远方。他们从香港各个码头登上香港岛，构造香港的底色。

那些人，如同浮萍，被狂风骤雨逼仄到这个伶仃洋的岛上，没有了根。被迫离开故乡的人，才有更强烈的文化和精神归属的需求。这些移民里面，以上海人为主，如张爱玲和汪明荃也都来自上海。张爱玲在港大校园写就的《倾城之恋》里记录：“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形形色色的人从香港各个码头登上香港岛，构造香港的底色。

来的不仅是人和钱，这些逃难的人，依然尽力维持着上海滩名流的体面，作风“海派”，一时之间，香港的上流社会也以效仿上海风气为时尚。

大半个上海的精、气、神、魂，都跟随轮船漂洋过海，从码头上了岸，留在了香港。

就这样，无论是精神文化上还是物质财富上，香港都在短短十几年内从无到有从建立起来了。西洋文化、粤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交融，相互摩擦碰撞，最后生出香港独有的文化底蕴。上海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上，是远东闪亮的“灯塔”，香港接过了它。

有了内地转移过来的资金和人才，香港距离成为世界举足轻重贸易港只欠一个东风。

时代的选择

朝鲜战争不久，中国大陆遭到西方国家联合制裁。

弹丸之地，如果用武力强占，是有可能收复的。但历史选择给香港另一个可能。

当军队打到香港边上时，上边的指令阻止了进攻，传达的意思是，中国要留一个窗口跟西方打交道。从此，香港迎来约50年“窗口期”。那大概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内地遭到封锁期间，不少生意只能走私完成，整个大陆的生意只留了这么一个窗口进出，香港被这股东风吹成走私生意的天堂。不少富豪都是在此时倔起的，霍英东依靠封锁期间帮内地走私商品成为新一代的“红顶商人”，也让霍家在内地和香港都站稳了脚跟。

这时，香港的码头不仅属于香港，它更是全中国的码头。

与此同时，香港的码头也见证着内地工业发展的轨迹。

中苏关系恶化后，资金和技术渠道断裂，货物只能通过香港码头运往内地。70年代初的“四三方案”，计划用43亿美元外汇引进西方的26套大型技术设备，香港便担任起内地和西方的中间人——上海石化，燕山石化，齐鲁石化，武汉钢铁，南京钢铁均是经由香港的码头引进。

来自大陆的商品，也借此远销海外。比如50年代江西共青城的鸭绒，去香港转了一圈就被包装成“港制品”，从香港的码头出口到美国。因为当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美国是允许“港制品”进口的。

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和新加坡，都吃着这种“封锁红利”茁壮起来。通过走私生意完成资本积累同时，承接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低端制造业实现经济飞跃。

曾经运鸦片、运战需物资、运送举家逃难或只身赴难的人的香港码头，跟着贸易全球化的步伐。昔日停着英国海军舰船的深水良港，被世界各地的轮船填满。

就这样度过了二十多年，到了60年代末，一个工业上的伟大发明让香港世界贸易枢纽的地位再上一个台阶。那就是集装箱。集装箱的标准化设计让它能适应全球范围内的船舶、港口、航线、公路、中转站、桥梁、隧道、多式联运相配套的运输方式。

集装箱的出现提高了世界贸易的运输效率，也改变了香港码头的面貌。1969年，九龙仓建立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香港第一艘集装箱船”SSSAN JUAN”号掀开了香港集装箱运输业的第一页。香港码头上，原本千姿百态的世界商品从此以后变成五彩斑斓层层叠叠的集装箱。从此，香港由码头上建起来的城市，变成了集装箱上的城市。

码头也在发生变化，维多利亚港由于靠近香港中心，已经无法容纳连年增长的货物吞吐量，香港政府在偏僻的新界葵涌区规划了香港第一个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码头的出现让香港从旧式港口转化成世界领先的港口。这个码头，也正是汪明荃视频中的码头，直到今天，依然是香港和内地集装箱码头的先驱。

如果只是有以上这些，香港码头还不足以成为全球最繁忙的码头，也无法成为全球贸易的枢纽。

历史轨迹让香港飘零在体制外，这也让它获得了关税独立的地位。

即使回归以后，香港仍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作为GATT缔约方，不受大陆政府干涉，还可以与其他国家地区单独协商关税优惠。

香港成了远近闻名的自由贸易港，货物经过香港只需跟海关做简单的进口申报，一般不会产生税金，即使有也少之又少。在加上香港各个码头操作效率高、手续简便、成本低、航线遍布全球等原因，不只是中国，对于全球而言，香港都是理想的物流中转地。

香港的码头从来都是人来人往的。有人来，也有人离开。

1997年7月1日的凌晨，天气，滂沱大雨。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和英国王储查尔斯在夜色中经由皇后码头，登上了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这一次，皇后码头没有迎来新任港督，它也完成了迎接历任港督和英国官员的历史使命。

皇后码头，这个从殖民地时代一直见证著维多利亚港海岸变迁码头，从此，被用于怀念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集装箱上的城市

关税独立，是香港手上的一张王牌。

即使回归以后，香港仍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作为GATT缔约方，不受大陆政府干涉，还可以与其他国家地区单独协商关税优惠。

香港成了远近闻名的自由贸易港，货物经过香港只需跟海关做简单的进口申报，一般不会产生税金，即使有也少之又少。在加上香港各个码头操作效率高、手续简便、成本低、航线遍布全球等原因，不只是中国，对于全球而言，香港都是理想的物流中转地。

有了自由贸易港的基础，香港得以迎接一股更强大的东风，改革开放。

由于在地理、政策、资金等方面全部占优，香港成为获益最大的港口。在外贸成为拉动经济最强大马车的背景下，香港码头上的货物，9成与国内有关。虽然实体产业基本已经转移到珠三角，但贸易依然成为香港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给香港25%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内地进行改革开放的1978年，香港岛也风起云涌：这一年，包玉刚已经从门外汉成长为超过董浩云的“船王”，风头正盛，一时无两。

做金融出身的他，看到船运行业重资产背后的风险，打算转行房地产——他看上了九龙仓。这时的九龙仓，不再是百多年前用来存放鸦片的码头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大厦、酒店、有轨电车、天星轮渡等资产。

谁拥有了九龙仓，谁就掌控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九龙仓的资产规模，堪称价值连城。更重要的是，九龙仓那些位于尖沙咀、港岛、新界的码头货仓，已然成为香港的黄金地段，引得香港所有地产商虎视眈眈。

李嘉诚也早已开始偷偷收购九龙仓股份，只是无奈资金不足，一口吃不下。“李家城”和“包家港”由此强强联手，赶走在香港活跃了一百多年的怡和洋行，拿下九龙仓的控股权。在九龙仓的地皮上，包玉刚缔造了海港城和铜锣湾时代广场两个商业地产传奇，在“李家的城”中分了一大杯羹。

2004年，被包家与李家联合掌控的葵涌码头，一度坐上全球最繁忙货柜港口的交椅。

从青葵公路往下看，成千上万的集装箱整整齐齐地码在葵涌码头的大幅空地上，像孩童的彩色积木。积木旁，是上下左右飞速运转的鲜红色的吊车，旁边有蓝天白云海鸥，构成一幅壮观又旖旎的工业画卷。

这里一地的航海货运，占到全世界贸易量的80%，可以说，那时候的葵涌码头，运转的速度就是世界的跳动脉搏。巨大的吞吐量面前，279公顷的面积尚显不足，要不要兴建葵涌第十号码头，成了2004年香港社会的热门话题。

结果一翻过年，葵涌码头的吞吐量突然开始持续下跌。

一个时代的完结

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内地经济开放程度增加，大陆沿海的上海、宁波、广州、深圳等港口城市也迅速崛起，滋养香港的东风已经变弱。

但香港全球第一贸易港的地位，并不是内地这些城市抢走的。

从走私红利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新加坡一直都是香港的强劲对手，这个70%都是华人的国家在2005年抢走了香港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位置。

这是香港码头的历史转折点，随后，香港码头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到了2017年，香港港在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的排名跌到第五，两年后，已经跌到了第八。在国际贸易上，东方之珠的光晕逐渐暗淡。

2017年后，香港排名下滑严重与全球贸易疲软的背景有很大关系，但在此之前，香港已经出现码头用地不足，成本高等颓势。在葵涌码头每一个集装箱收费，要比20公里外深圳妈湾港高三分一。

2020年，香港港口1-5月同比下跌-6.5%，集装箱吞吐量连跌第28个月。而上海，已经连续10年蝉联全球第一集装箱大港。

即使失去了货运的优势，香港原本也还有其他机会。

虽然香港港的排名不断下降，但香港的码头仍旧热闹。2003年，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开通，此后每年赴港旅游人数大幅上升，香港零售业迎来十余年的黄金期。

只是，与内地裂痕逐渐加大，让这种辉煌没能持续下去。这几年的香港，风云激荡。闾丘露薇总结香港的近15年——“只剩下司法，还支撑着这个地方。”

制造业早已空心化的香港，在疫情的黑天鹅面前，没有一点缓冲的余地。订单取消、航班停运、港口关闭等连锁反应，最终让香港的码头走到没人、没货的境地，曾冠绝世界的葵涌码头，如今成了汪明荃镜头下海上没船、岸上没箱的景象，显得停滞而寂寥。

新的威胁还在袭来。

5月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递交报告，欲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地位。虽然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由WTO赋予，但生意却大部分掌握在美国资本家的手里——美国是香港最大的外资来源。

如果这一提案成真，香港需要担忧的将不再是集装箱港口排名，而是经济自由度、市场竞争力、营商环境、金融地位、客运量等一切曾引以为傲的优势，或许都会逐渐瓦解。

即使不再是无人问津的小渔村，但在时代的车轮面前，就算香港也逃不过被撕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