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家长放弃了，没有精力找了。很多家长一直是不甘心，期待孩子的失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武汉大学生失踪不立案

王崇政，1992年12月生，湖北医科大学学生，2017年4月21日在武汉江夏区失踪。

王崇政的父亲王先生告诉记者，发现孩子电话关机失联后，他在洪湖老家报警，警方说这属于失踪人口，不能立案，劝他们等一等，但直到“5·1”儿子还没回来。家人去武汉找人没有找到。

失踪王崇政失踪的唯一的线索是，警方调查王崇政的银行卡，卡里有几千块钱，在武汉被取了200元钱后再没有取。

王先生说，“（失踪学生）在武汉读大学的很多，我们联系的应该有三四十人。我在武汉找小孩的时候，也经常见到有失踪的（受害者家人），这种情况遇到很多。”

“你求助警方，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欠债啊？完全敷衍你。我的小孩肯定不会欠债的。他们以小孩已经成年了，有自己正常的思维，找理由不立案。哪怕你小孩有被害的趋向，他说你没有证据啊。现在大部分的、90%的警方都是这样的，你去报警他们都是比较冷漠的。”他说，“立案就容易找回来。”

孩子失踪后，一家人都很煎熬。“说白了，这种事情不想让公众知道，现在二三年了，全家人都是很难受的，特别是他妈妈精神都不大正常了，（不）像我总是往好的方面想。日子很难过的，感觉人生没有意义了。但是也没办法。”王先生说。

政府不管 跪地上访无人理

潘英豪，2000年2月出生，湖北安陆人，武汉警察（职业）学院大二学生，2018年12月22日失踪。

潘英豪的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失踪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他和女朋友在一起，接到一个电话说马上过去，走前还哭了。同一天，王女士也接到电话，说她儿子在网上贷了1200元，如果不还会对她儿子不利。王女士最初怀疑是套路贷，但后来也没人再跟她打电话要钱。

王女士第一时间赶到武汉的派出所报案，“他2018年刚满18岁，他们一直说我孩子是成年人。学校也推得一干二净，一直都没消息。”警方一直不立案，一推再推。

王女士担心儿子被骗，“大学生也没什么社会经验，一直在学校读书。我儿子很讲义气的。他本来在学校就是教官，有工资的，每年的暑假在武昌火车站值班，也不怎么花钱的。”

王女士表示，在找孩子的过程中，她得知仅2018年武汉就有8名大学生失踪。发寻人启事的时候，有人把她拉到群里，她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失踪，以前根本不知道。

王女士去上访，从武汉的每一个部门一直上访到湖北省信访厅，“国家根本就不管的，你怎么上访都没用的，说破嘴，跪在地上哭都没人理我。武汉的一个记者帮我们报导这个事情，武汉的公安马上就把记者抓起来，把帖子封了。去年还有外地的志愿者帮忙，也被武汉官方给封了，不让报导。”

“我们是70年代的人，就一个孩子，家是农村的，把孩子养大真不容易，别说一个，十个我也心疼啊！我不明白武汉市的政府为什么这么黑暗？我儿子在学校读书、为人处事一直都是很优秀的，为什么偏偏到了武汉的大学就出事了？”她问。

寻人的帖子被封

失踪女生包玲的母亲方女士告诉记者说，“我女儿是2018年4月18号从家里出来找工作，22号晚上打电话有联系，23号失联。我家是武汉本地高新区的，我就去报了案。通话记录从营业厅里打了一份，包括最后的联系人都递给派出所了，派出所一直没答复。”

“我孩子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立案，每次都很敷衍我们，像踢皮球一样。希望能早日找回女儿，做父母的都是这样，不找到孩子肯定是死不了心。”她说。

方女士表示，寻人的帖子发出去，每次都是浏览量多了，就被法制、公安部门封了。上次发出的帖子大概也就一个星期左右，浏览量过了8万多，后就封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管的话，我们自己发帖子寻人，他们为什么要封我们的帖子？”

方女士表示，“我们都报了案，他们不作为。做为父母，我们呼吁社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帮助我们。”

律师：警方无法无天

由于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失踪后警方拒绝立案，记者就失踪人口立案标准询问原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祝圣武。

祝圣武表示，“在法律上失踪必须要立案处理的，麻烦的问题是，他要你怎么证明他失踪？（警方）把这个做为推脱的理由。你说联系不上孩子，警方说你证据不够，要推翻一切合理的怀疑，比如说他可能在某地方打工，不想联系你。这纯属于无法无天。”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这种情况已经受理了，他还说你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他说。

祝圣武质疑，这么多人失踪，肯定有人去找国内的媒体求助，自从有个报导几十例的被封杀了，就没有人声音了。这说明这个国家在压制真相，完全可以合理怀疑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么多人失踪，政府不管，民间出面呼吁也不行，说明政府在压制受害者，而且在压制其他人来过问这个事情。

几年来，数百名年轻人在武汉的离奇失踪，当地政府讳莫如深，社会上传言也很多，让家长愈发担忧。失踪学生罗浩的家长提到，他听有人说武汉有贩卖器官组织，把小孩给控制起来了。

还有一名家长说：“就我这几年找孩子的经验，他们都说国家有贩卖人口器官，卖心脏啊、肾啊，一个人的供体可以卖到上百万，还有当官的换这些东西（器官），一般的普通人不要，就要身强力壮的，十多岁的，大学生的，也有说大学生好上当受骗，有这样分析的。”

祝圣武也披露了一个领导因器官衰竭需要换器官，迅速拿到器官的内情。他说，在国内做律师的时候，有同行曾透露他一些活摘器官的内幕。“这位律师姓田，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的主任，他给一个临沂的人做辩护，当时济南市中级法院迅速做了一个死刑的判决，把临沂监狱的一个犯人处决，然后说是因为省里面的一个领导器官衰竭需要换器官。毫无疑问中共政府确实在做活摘器官这个事。”

外界担忧，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肺炎或导致中国出现更多强摘器官案例。

今天2月29日，中共官媒高调报导“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团队成功进行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病人肺移植手术”。病患在该医院的手术等待时间仅为5天。

一天之后的3月1日，浙江一家医院对一名女性武汉肺炎患者，进行双肺移植手术。3月10日，一名73岁的男性武汉肺炎患者进行了双肺移植手术，手术等待时间不到5天。

数百名青年在武汉失踪，只有三个找到了遗体，其他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一个留學生居然从莫斯科直接飞无亲无故的武汉，没通知父母和家人，在武汉党校内换了件衣服后，最终从监控里失踪！诡异，恐怖！邪门的武汉到底有什么秘密？ pic.twitter.com/oTNDmT4h6q

— 财经冷眼 (@charles984681) March 18, 2020

大陆医生亲历不寻常器官移植手术

“刚将前期准备做好，肝源就来了。一切好像就是安排得井然有序。”2011年的一个深夜，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的钟医生（化名）参加了一台肝移植手术，当晚以及“翻墙”后的所见所闻，令当时还是实习医生的他从此远离器官移植。

这台深夜进行的肝移植手术是在浙医一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的，该院是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

“因为这个本身对良心、对内心也是冲击蛮大的。”2019年12月19日，钟医生告诉大纪元记者说，他选择后来工作的医院“也是觉得这一块可能这种事情（活摘器官）稍微少一点”。

因为涉及的话题严肃，钟医生向记者提供了他的学士毕业证、学位证、硕士毕业证、学位证、职业证书、医师执照的原件。

手术内部更衣室出现公安衣服

钟医生是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硕士，在读书期间有大量的实习，要在浙江各个医院轮转，他说：“杭州一带的医院，我基本上都是去过的，对一些主要科室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都比较多。”

钟医生谈到2011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一晚。

他说：“我是在实习期间以第二助手的身份，参加过肝移植手术的。因为我们浙江大学有一个附属第一医院，这个医院在肝胆移植方面是一个权威，华东地区肝胆移植方面，它是最多的。”

那天是晚上11、12点，已经熄灯了，主刀医生恰好缺人，就打电话要人，“问我要不要去，我当时因为抱着学习的心态嘛，有这种机会我肯定就去了”。

钟医生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晚看到的一些不寻常的情况。

在手术室的更衣室，“晚上一般衣服非常少，但是我看到有公安的衣服，就很奇怪，这个更衣室都是内部的，怎么会有公安的衣服呢？”

钟医生换好衣服，就去主刀的台子，“它是一个一个房间分开的，我只能进去指定的房间，就是说接受移植的这个房间，后来那个肝源是从另一个地方拿过来的。”

“在经过旁边的一个地方，我看到有几个人穿的衣服显然跟我们不一样。”他说，手术室的衣服分两类，一类是医生穿的，一类就是外来人员穿的，“我看到两个人是穿着那套（外来人员）防护服。身材都很高大。”

不寻常的移植手术安排

“后来我们的手术开始，这一台已经开始了，就是前期准备做好了，那个就来了，就是肝源就来了。一切好像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披露，那个供源的手术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我怀疑是在隔壁的一个手术间。就是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隔壁有几个穿外来衣服的人。”

当晚接受移植手术的是个肝硬化患者。当天的手术做了很久，从晚上11、12点做到第二天早上7、8点。

移植手术示意图。*

“我事后听说，还有一个角膜（移植手术），就是说眼科在另一个台子也开了一个，当天晚上，相当于有需要的，它都……角膜本身配型方面需求比较小，就说基本上有这种源的话，它一般都会去，是这样子的。”

他披露，通常做眼角膜移植和肝移植“应该不在一起的，但当晚这几台手术是同时进行的，这样的安排是很不寻常”。

“他等于相当于工厂一样，都在这一个里面进行。那就说这个供体有什么东西（器官），他都可以去用他的不同（器官）……”钟医生说。

供体“肯定是政治犯”

钟医生虽没有亲眼看见取器官，不过他根据所看到的做推测，“很有可能，肯定是政治犯，肯定是的，否则的话，没有必要警方要过来。如果是自愿捐献的话，那没有必要。”

“我怎么会事后想到（活摘器官移植）呢？”他说，是因为他后来轮转到肝胆移植区另外一个组实习，主任是郑树森。

他说，“他（郑树森）在开大会的时候，说了一句‘现在（供体）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他在讲这个东西，他说哎呀我们当年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了。”

钟医生听后就想，“那当年怎么就会那么多呢？我就心里‘哎呀’一下，觉得‘哎呀’好像上次（手术）看到的可能是这个事情（活摘器官移植）。”

郑树森是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中心负责人，领头开展了所谓多器官联合移植。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12月，郑树森团队已施行肝移植2,300余例。2005年1月28日，郑树森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

郑树森从2007年起，在医生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和医学无关的奇怪头衔——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副理事长，该组织专职迫害法轮功。

什么原因造成手术量极大减少

钟医生对活摘器官移植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后来我翻墙了，是知道这个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一些零碎的谈话当中，我是听到有这种事情。主要就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事。”

他还有一个最实际的线索，“就是手术量”。

钟医生说，郑树森说器官数量不多的时间大概在2015、2016年，“那时我是研究生轮转（实习），就是第二轮轮转。那个时候移植量就已经下来了。”

“手术量极大减少了，这是可以确定的。”他说，“郑树森自己说的，现在这个肝源没这么多了。那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原因造成，怎么就没这么多了？当时怎么会一下子就这么多？”

虽然郑树森没有说原因，不过公开报导显示，正是在2015年，迫于国际强烈谴责压力下的中共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官方登录之肝肾移植总数远大于官方公布死刑人数，意味中共多数器官来源不明，多源自活摘法轮功学员之器官。（大纪元制表）

对于供体来源，钟医生说，“我听说刚开始，法轮功学员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器官移植供体）。因为政治犯的话，他一般都是零星的嘛，就是呈集中规模出来的，就没有别的（政治犯）了。”

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是从1999年到2007年，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包括浙大附一院在内的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

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国际社会也强烈谴责中共的罪恶行为。

良心的抉择

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在施压中共，让其停止活摘器官，但对钟医生这样的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最看重的还是职业生涯。钟医生回忆说，“当时好像就是（器官移植）形势一片大好，选这个肯定能留院。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去了。”

在大二大三期间正值选导师。因为当时移植手术需求的增加，做器官移植的医生的数量是大增的。他说：“当时郑主任手下的，就特别多。就相当于浙一主打的就是这个（肝胆移植），所以当时很推荐我们去。”

“正常的科室的主任，你去找他当研究生，他不一定能够保证你能够留得下来。但是他（肝胆移植）这里说，你来我就能把你留下来。只要选我们郑老板和他手下很多那些二级大医生，反正只要选他手下的那几个人，都可以保证你能留院。”

钟医生所在的是大外科，包括肝胆移植、普外科、骨科等。他没有选肝胆移植的导师，“不太想使自己处于某种良心抉择上面”。

他说：“对一个本身就不知道的人，就还好。我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就是很难再装作自己不知道。”

“就是跟这些东西比较远了。”

他介绍，很多医生一旦参加工作之后，就只限于自己这一块了，其它领域也就很少有机会了，“后来我就没有充分理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们一线去。包括我现在去手术室，我也是指定到我该去的那个地方。”

浙江大学医学部大楼。（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