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内外广泛蔓延肆虐之际，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近日致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酿成疫情凶猛扩散的人为因素和体制性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习应对疫情处置失误承担首要责任。这位民主党派人士撰写的两篇《庚子上书》已在社交媒体上不胫而走，激起反响。赵士林周二对表示，知识分子就是要秉持良知说真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戴着口罩视察北京安华里小区时一名防疫人员检测他的体温。（2020年2月10日）
在写给中共中央及其总书记习近平的《庚子上书》中，赵士林教授指出，当局的维稳体制致使疫情错过黄金窗口期。上书援引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接下来赵教授说， “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次大考第一张试卷，只能打零分。”
《庚子上书》分析了造成错失控制疫情时机的五大原因，其中包括：1 体制极端维稳的惯性；2 体制报喜不报忧的习性；3 体制唯上唯权的僵硬机械性；4 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5 信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赵士林写道，“不能不冒昧地指出，发生这样一种全局性的体制性的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首要责任在习近平总书记。”
这位总书记曾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防控。
中共党刊《求是》2月3日全文发表了习近平的一篇讲话。他说，“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 讲话的开头列举了这位领导人1月7日对于疫情提出要求以及1月20日和之后作出的指示和决定。不过，他1月7日提出要求的内容目前尚未公布。
赵士林认为，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和信息不透明也是造成疫情蔓延的原因。他指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压舆论、封锁信息的巨大危害。
李文亮生前为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在微信上披露疫情被当局认定“违法行为”并“严重扰乱社会了秩序”，遭到武汉市公安局训诫，之后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殉职。李文亮之死在中国掀起巨大舆论波澜，众多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公民公开发声，要求落实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等宪法规定权利。
赵士林在《庚子上书》中建议，不应忘记那些建议“曲突徙薪”者，就是那些体制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敢于指出体制弊端的批评人士。他表示，如果执政者真正做到“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很多灾难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能及时消除，不致酿成大祸；很多天灾就不会酿成人祸，酿成了也能及早遏止。
赵士林在《庚子上书》中呼吁，以今次防控疫情为契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各项政治权利。
中共官方目前没有对中国民主促进会前中央委员赵士林《庚子上书》的批评、建议和呼吁作出公开回应，也没有复信。不过，赵士林披露他的微信、微博等账号都被封了。
这位退休教授表示，“回复就是全线封杀。有人来电要求删除。网上传的又不是我发的，我怎么删？”他说，“我响应习总号召，履行民主党派职责，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更不违背宪法。因此没有顾虑。如果有人欲加之罪，坦然面对。”
本周二凌晨，赵士林在回复记者关于目前心情和期许的问题短信中写道：“拒谏饰非，口是心非，颠倒是非，夫复何言。然而还是要言。”
他问道，“知识分子就是说话的。知识分子不说话，就如同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商人不做买卖，要他何用？”
这位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接着指出，“说话、说真话、说权贵不爱听的话，秉持良知，担当社会责任，高扬批判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此我写《庚子上书》。这个上书，其实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响应习总书记希望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提尖锐意见的号召。没想到我响应了他的号召，却立即获得全网封杀的待遇。我忽然明白了，塔西陀陷阱就是这样形成的。”
北京最近高调宣扬中国领导力和正能量遭遇民间反弹。中共宣传部门推出的新书《大国战疫》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提出的“感恩教育”言论先后受挫叫停。
近年来，中国的言论空间和学术环境明显紧缩，高校有多名教授在其批评言论遭学生举报后受到打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数年前在职时出资设立了“士林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去年10月，他公开表示，对老师进行政治诽谤和政治告密的学生不能享受这项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