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一期中共党刊《求是》刊文首次披露习近平早在1月7日即就武汉肺炎疫情有内部反应后，2月29日出版的《求是》刊文再度爆出猛料，间接披露了湖北原省委书记蒋超良被撤换内情，涉及习近平未刊发的严厉讲话，被指暗批蒋超良等人疫情防控工作不力。
该期《求是》刊登的是习近平出席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的两篇讲话节选。两次会议召开时，官方媒体都公开报导了相关内容，包括习近平的讲话，但是习的一些话当时并没被放进报导中。
习近平未刊发讲话曝光 大外宣指暗批蒋超良
《求是》的这篇文章披露习近平2月5日讲话中，提及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防控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进退失措，出台的一些防控措施朝令夕改，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群众对此不满意。”
大外宣《多维》的解读认为，这是一段措辞相当强硬的讲话，揭示了当时湖北政坛接连出现的人事动荡和不断传来问责消息的原因。
该解读说，讲话内容是在2月5日发表的，这表明习近平所指责的不可能是2月17日刚刚走“马”换“蒋”后的湖北新党政班子，而是专门指涉湖北原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原市委书记马国强。
另外，解读称，在这次讲话之前，习近平刚刚于2月3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在上述讲话中最后提到，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对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官员，对那些不会干、不能干的官员，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这些讲话也在会后官方报导的习近平讲话中未出现，而是在上一期《求是》才登出。
文章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湖北开始启动地方问责程序，地方红十字会和多名武汉市官员被问责甚至免职；同时，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一新南下担任督战湖北的中央指导组副组长，而原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中央指导组成员王贺胜转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省卫健委主任。一周后，湖北省和武汉市于2月13日双双换帅。
文章认为，这就更加证实了习近平的矛头所向。习近平所列举的“三个群众不满意”，显示蒋超良的执政能力无疑是有相当问题的。这一银行金融出身，曾经以研究货币金融政策著称的“金融党委书记”甚至显得惊慌失措。
值得注意的是，蒋超良曾是王岐山的得力副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广东曾设“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常务副省长王岐山，蒋任副组长。
据《湖北日报》2019年11月29日报导，11月28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省委党校就四中全会发话，当中接连近十次提及习近平的名字，要求官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说什么“在党言党，以身许党”之类党话。
但虽是王岐山旧部，并一度努力向习表忠，也难逃在关键时刻被拿下的命运。
2月13日湖北和武汉一日“变天”换帅之后，《苹果日报》撰文指，一觉醒来，湖北官场已经变天。湖北官场大地震，显示疫情未能受控，湖北省尤其武汉市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死亡，没有人能说得清。就有昨天，湖北呈报新增确诊病例一万多人，死亡二百四十多人，官方解释数字急增是改变统计方法所致，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欺瞒之风与病毒一样仍在蔓延。
文章说，湖北官员在防疫方面的颟顸无能，无心无肺，早就有目共睹，丢掉乌纱帽是罪有应得。但湖北官场地震的最主要原因，是疫情蔓延危及习近平的形象及权威。武汉市及湖北省官员一再表明，去年12月已将疫情上报卫健委，而根据有关法律，地方政府没有公布流行病的权力，暗示隐瞒疫情的不是湖北，而是中央。
时评人士程晓容文章则指出，湖北官场的震荡，无非是出于平民愤、推责或追责的政治需要，它的结果已明：换汤不换药，没用。而这三个有政法系背景的官员接管武汉，凸显中共力求维稳。只要政权的稳定被置于首位，人民的各项权利就不可能得到切实保障，生命安全将继续受到威胁。
红朝怪象：中央与地方互相甩锅
中共在历次天灾人祸和重大事故的所谓“问责”，都会抛出“替罪羊”，以渡过政权危机。武汉肺炎自去年12月初爆发后，中共从地方到中央一直隐瞒疫情，直到疫情扩散至海外，中共当局备受舆论谴责。官方报导显示，中央与地方就瞒报疫情的责任，互相甩锅。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向央视表示，疫情“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有很多不理解”。周先旺的表态，被中国内外广泛认为是在“甩锅”，且是“把锅甩给中央”。
中央社表示，更重要的，周的言论让中共中央感到尴尬。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日披露，习近平自己在高层内部会议中说，早在1月7日就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但奇怪的是，习的这些话没被官媒发表。而习近平直至1月20日才首度公开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
中央社认为，习近平借此展现“早已亲自指示”，规避延误疫情通报的责任，“是最高级别甩锅”。
随后又有港媒《明报》引述“北京消息”说，中国疾控中心1月6日就已将疫情报告中南海，但习近平7日开会时要求“不要影响过年气氛”导致贻误战机。
当然，也有人质疑说，习1月7日在内部会议提及疫情防控的这些话没被官媒发表，到底是否主管文宣的王沪宁在有意封杀习的言论，还是习近平自己要求不发表？有关这些权斗阴谋论，目前不得而知，但无法遮盖中共高层的集体隐瞒事实。
中央社刊文称，现在最普遍的质疑，在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党中央，最迟在1月7日甚至1月3日就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却等到1月19日紧急派遣专家前往调研后，才在1月20日作出指示并启动防疫措施。在时机上，至少被耽误了2周。而这致命的2周，酿成蔓延全球的重大疫情。
文章还指出，若习近平强调对防疫“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先前因疏忽酿成疫情的最大责任，是不是也要由“亲自指挥”者承担？习近平揽的权越大，邀的功越多，甩不掉的锅也越多。而且越在乎，就越如此，这是权力的定律。中共党史上，从毛泽东以来，无不如此，特别是遇上重大灾难时，更是如此。
